在郑州市金水路上的毛家饭店，饭店里悬挂张贴着很多毛泽东早期的一些合影照片、毛家饭店负责人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以及一些政界要人给毛家饭店的题词。而据华商报2010年6月27日报道 ：26日下午，吴起县城几乎万人空巷，从县城南入口到城内主要街道，再到胜利山，3万多人沿街道两侧排开，夹道欢迎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铸像。为迎接其“神像”，25日下午1时许，经过反复打扫的街道又被洒上水，机动车绕道行走。数百名少年儿童打起腰鼓，扭起秧歌，数十中学生舞起国旗和红旗。一些单位还值作了彩车，长号手军乐队列队，一切准备就绪。下午3时，在数辆警车护卫下，裹着红布的毛主席像被卡车运进吴起县城南，迎接仪式随后开始……。很显然，在一些人心目中，推崇毛泽东，并不是接受了毛泽东思想，而是某种现代迷信，把毛泽东当作趋利避害的神灵来供养。然而，毛泽东真有资格成为芸芸众生的守护神么？
历史上，是有一些神奇的人物因为特殊的经历贡献，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守护神，人们从内心深处认为供奉这样的神，不仅能求得内心安宁，还能受到他无微不至的保护关怀。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各大宗教的创始人和鼻祖。
比如佛教的释迦牟尼，他原本是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16岁时，与表妹耶输陀罗结婚，后生有一子名罗睺罗，过着奢华而舒适的生活。19岁多次出游，看到人间各种不同的痛苦，而且无论是谁，无论贫富，都无法摆脱生老病死的最终命运。释迦牟尼始终坚信，世界上应该存在一种永恒的东西，不会因为任何瞬间的痛苦或者死亡而消失。于是在29岁时，他毅然放弃太子身份和王宫的安逸生活，离家寻道，经过6年的艰苦修行，仍无法找到解脱之道，放弃苦行。35岁，释迦牟尼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以发誓“不获佛道，不起此座”，终于大彻大悟，领悟到解脱生死之道，入道成佛。以此思索，构成四谛说为核心的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即苦谛（人生皆苦）、集谛（苦之原因）、灭谛（彻悟苦的原因，达到“涅槃”的境地）和道谛（通过修道达到“涅槃”的途径）人们通过修行、断惑、涅槃，最终成为阿罗汉（“不生”的意思），而不再堕入人世的轮回。他发明的佛教教义核心，乃在于不忍民众长劫冥苦，发大誓愿救度众生，示现秽土成佛，所以隐自净土而现秽土，摄受众生，以无量劫难行苦行，使有缘众生，能以大罪业之身，得生有佛世界，遇佛闻法，种菩提因，行菩提行，从而踏上菩提正道，永不退转。非但释迦牟尼佛如此，贤劫千佛，一切诸佛，亦如此慈悲加护一切众生，以广大誓愿摄受众生，以种种善巧令得解脱。总而言之，释迦牟尼所以能成为人们的守护神，是因为其“大慈大悲，解救众生”的胸怀和行为。
再看基督教的耶稣。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行神迹，可分自然神迹（如呼斥风浪平息、使死人复活等）和治病赶鬼两类。基督教传统观点认为耶稣是上帝之子，施行神迹，足以证明他具有神能，同时救死扶伤，表彰上帝的慈爱。福音书还记载，耶稣与当时在犹太教中占统治地位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冲突，主要是宗教见解的不同。例如耶稣声称自己有赦罪的权柄，而法利赛人中的文士认为这是僭妄。耶稣不同意法利赛人关于守安息日的烦琐教条。他在安息日为人治病激怒了一些当权者。耶稣同情被法利赛人称为罪人的下层民众，和他们一同吃喝，法利赛人因此更加敌视耶稣。耶稣自称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大祭司定耶稣为有罪，把他交给彼拉多，要求将其钉十字架处死。我们看到，耶稣伦理观的出发点是：既然上帝是父，所以人类都应该是弟兄。耶稣斥责犹太教的民族偏见，他称赞一个因扶贫济困而被犹太教徒歧视的撒马利亚人。他认为人的生命比全世界的财富更宝贵，主张信徒之间要彼此相爱。耶稣没有制定道德规条，而只是讲一些原则，他将犹太教律法归结为“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认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总之，“爱”和“救赎”，构成了耶稣成为人们守护神的两极。
最后看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公元570年，穆罕默德出生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古来什部落哈希姆家族，他40年岁那年的一天，当他在希拉山洞内独自深思时接到了安拉通过天使传达的启示，命令他作为人间的使者，传播伊斯兰教。612年末，他开始公开号召麦加居民放弃偶像崇拜，归顺并敬畏独一的安拉，止恶从善，宣称伊斯兰教的自古以来的正统宗教，他自己是该教的最后一位使者。他主张限制高利贷、买卖公平、施济平民、善待孤儿、解放奴隶、制止血亲复仇、实现和平与安宁，吸引了一批当地人的归顺。他所创立的伊斯兰教，摇动了人类社会的长期的和潜伏的状态，并使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光明进展的大道。它为人类打开了知识和信息的远景，打破了人间的保守、僵化和孤立状况并填充以调查、发现和研究的热情。人在改变自己的状况中变得更加自觉、积极和蓬勃向上。
从上述这些能成为人类守护神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真正的人类守护神都是那些大慈大悲，大仁大义，爱惜生命，为他人生命和利益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就此标准来看毛泽东，则他与这些守护神不仅毫无相同之处，而且南辕北辙，处处背道而驰。
在大慈大悲方面，毛泽东一向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为了自己万人之上的所谓“革命事业”，他毫不客气将自己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妻子杨开慧，侄子毛楚雄（毛泽覃的儿子），儿子毛岸英，一共六位亲人送上祭坛。至于没有血缘关系的芸芸众生，那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他早就有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在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在苏联时，他更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看到这些话，不难理解什么叫草菅人命；如果全世界要死一半人才能换来社会主义，人民是不需要这个主义的。既然全世界都可以死一半人，那六位亲人又算什么呢？
在大仁大义方面，自然也乏善可陈。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因政策和体制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事件举世罕见，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毛泽东对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死亡灾难却心平气和得让人吃惊。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种上庄稼。如前所述，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血雨腥风的文革中，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在其生日那天，他又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文革武斗随之升级，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国数以万计的人因此死于非命。
试想，奉这样一位草菅人命的“伟人”为守护神，那跟找一只猫来守护鱼有什么差别？病急乱投医很可笑，然而，情急乱拜神却更是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