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习近平主席在2013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演讲时强调“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话说得铿锵，既表达了包容豁达的胸襟，同时意义也十分深远，表现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极大热情。若要融入国际社会，必先遵守国际秩序。
所谓“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家组织等。从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秩序的建立有赖于格局的形成，而能形成一定世界规模格局的又非那些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国家莫属。从历史上看，有这样力量和影响力的国家只有两个，那就是英国和美国。
就现代国际秩序的建立而言，英国功不可没。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正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所以，工业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础与保障。而英国正是揭开工业化革命大幕的有功之臣。工业化始于英国，工业革命首先出现于英国工场手工业最为发达的棉纺织业。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速度，棉纱顿时供不应求。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大幅度增加了棉纱产量。“珍妮纺纱机”的出现首先在棉纺织业中引发了发明机器、进行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此后，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骡机、水利织布机等机器。不久，在采煤、冶金等许多工业部门，也都陆续有了机器生产。随着机器生产的增多，原有的动力如畜力、水力和风力等已经无法满足需要。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得到迅速推广，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人类社会由此进入“蒸汽时代”。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出现。1840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了工厂手，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家。
工业革命完成后的英国随即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工业化国家，它的工业力量差不多等于除英国之外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业力量的总和。但是英国的人口有限，大量的工业品迫切需要找到海外市场。于是，国际贸易开始从英国蔓延。在当时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在实行贸易壁垒严重的重商主义，英国一方面极力向各国推荐自己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它向全球提出了新的贸易主张——自由贸易。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详细阐述了自由贸易的理论，他认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提高，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升华。”他进而认为：英国可以继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征服（其他领地）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为此，英国同欧洲各主要国家订立了互惠关税协定，降低了原料和工业品的进口税率，取消了丝织品进口的禁令。40年代又取消了几百种商品的进口税，降低了上千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1854年完全取消《航海条例》，英国成了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因为贸易的全球化，英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具有了全球货币的作用。
又由于进行和保护国际贸易的需要，英国航运也大为发展，成为继西班牙之后成为名符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先是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新兴的霸权国家，开始不断扩张海外殖民地。之后，英国相继在英荷战争和七年战争中，打败最强劲的对手荷兰和法国，夺取了两国的大片殖民地，确立了海上霸权。1815年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又进一步巩固了它在国际政治、军事强权地位，工业革命更让英国成为无可争辩的经济强权。到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建立了稳定的全球秩序：当时，全世界大约4~5亿人–也就是当时全球人口的约四分之一——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其领土面积则有约3，0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从英伦三岛蔓延到冈比亚、纽芬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亚、香港、新加坡、缅甸、印度、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马耳他以及无数岛屿，地球上的24个时区均有大英帝国的领土。英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也因此，英国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统一市场以及统一市场后面的游戏规则——比如法律：英国的法律体系是英美法系，实行判例法传统。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那些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地方，如澳大利亚、香港、印度、新加坡、新西兰等地方，都是实行普通法（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多采用不成文法，并且强调遵循先例，在审判中采取当事人对抗主义和陪审团制度，对司法程序非常注重，法官的判决相当于实质上的立法效果。除了某一项目的法例因为客观环境需要或为了解决争议而需要用成文法制定，否则，只需要根据当地过去对于该项目的习惯而评定谁是谁非，这就是普通法系的立法精神。这就是英国留给殖民地的法律传统和司法习惯。现在看英语国家里，大部份实行的是普通法系。当然，更重要的还有观念和体制。由于环球贸易的实现，使得英国在在全世界范围内直接协助传播了本国的技术、商业、语言和管理模式。全球霸权帮助了英国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发展和本土民主化的深入。而殖民地则获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获得了英国的法律框架和英语语言，同时还有宗教传统。在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之前英国都会试图将议会民主制留给殖民地人民，虽然都不是所有时候都成功，但切切实实推进了殖民地国家的民主进程。可以说，正是英国的全球贸易，划定了今天的世界版图。
如果说现代国际秩序的创立者是英国的话，那完善者则是后起的美国。这一角色的转换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近300年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曾长期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但二战打破了这个格局，英国和法国沦为二等强国，西德和意大利处于战败国地位，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美国不仅走上了世界战略的大舞台，而且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力量中心。于是，它彻底抛弃孤立主义政策，从国际关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早在大战期间，罗斯福等人就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实现“美国世纪”的办法，通过主导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签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为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石。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以及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又加速了美国奉行全球主义、与苏联对抗的过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越出一国的范围，影响不断扩大。苏联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将影响扩展至欧洲。在此情势下，美苏争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美国“对国家安全、战争以及和平的传统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
为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美国采取了硬的一手，先后发动了韩战、越战、科索沃战争和海湾战争，清除了这些新国际秩序中“不稳定的因素”；同时，还采取了软的一手，在欧洲推出“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并重新武装西德。在亚洲，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于1954年9月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在中东，则推动英国主持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在如此努力下，美国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领导，以英、法、德、日等强国支持和帮手，其他各国俯首听命的世界格局。同时，美国为维护自己的“天下共主”的地位，还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输出和推广其价值观、政治制度等，使世界各国无不“美国化”——这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在苏联解体后得以大致完成。
应该说，中国也是这一国际秩序的收益者。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杀开了一条生路，而其核心，实际上就是对外贸易的顺利展开。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历史性的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三位，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世界贸易的增长。据有关学者分析中国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行列，即贸易依存度集中在30%～100%之间，如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德国等。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得益于美国战后建立的这一国际秩序。
当然，更为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因为有一个出色的领袖李光耀，这是一个完全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可以说是他一手缔造了新加坡这个伟大的小国家。他有着宽阔的国际视野，深知利用现有国际秩序对发展本国经济的意义，更认识这个世界，从十七世纪以来，就是以欧洲为中心了，文明的重心也在西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只有熟悉西方的行事规则，才能为国家赢得利益。这个世界，从来都是适者生存的世界。李光耀就是一个适应了世界潮流的卓越领导人。他以非凡的勇气，领导人民接受先进文化，以普世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国家。在他领导下，新加坡自1959年建国、1965年独立以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400美元上升至3万多美元，成为世界上最稳定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