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频道主编李南，正在为我们编辑人马中的诗人们集中推出一期特别专题。这个主意的确不错：在影响力中国网，”文学艺术”是作为一种大文化跨界组合的基座而存在的，它的企图是不让网站轻易沾染倾权媚政或掉进世俗欲望的泥坑。或许有了这样的预设，就可以有不断仰望星空或不时想与上帝对话的冲动和可能。在这个神经高度紧张、心情并不顺畅、梦想跌跌撞撞的年代，我们的网，在经历了近两年无所规矩和章法的实验后，尚没因过多的精神漏洞而被网民们遗弃，这是值得庆幸的。尽管，人们不时担心某种缘故而遭瓦解，就如”马奇诺防线”那样崩溃这并非没有可能，以往已有不少带着思想标签的网络先锋先后在中途倒下了。角色的结局不外乎都属悲剧。它们的宿命在于自己依然处在一个革命思维的年代，所有的个性、立场和担当这些看去很美其实也真的很美的品质，都可能引来各种的生存麻烦。对于国人而言，互联网不仅仅是一桩与比尔·盖茨技术革命相链接的故事会。它在许多时候，还关涉千万网民遭遇感叹与悲伤的社会事故现场。或者说，人类进步的某种文明细节一旦被引进，我们的社会就可以将其反其道而行之。纵观历史，技术如此，主义亦如此。我们之所以还在呼吸着新世纪的空气，实在要感谢上帝的某种启迪的力量挡住了致命的伤害。毕竟，在种种想象的日子里，王朝没有走向最后的疯狂，而大革命也没有如潮而至。当人们翻阅或传播着托克维尔的经典告诫时，江山依然是那么红色，政权依然那么稳固，人民依然那么理性，痛苦和欢乐也依然以那种超伟大的比例维系着社会与生命的肌体平衡。
有趣的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却天生一个不太怕麻烦的群体，这就是诗人。即便是在当下的中国，真正的诗人依旧清高，不太为金钱与权力而污染品格（此类诗人多数为自由职业者)。相对而言，诗人比起歌唱家之类的所谓艺术家来，客观上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自然也更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更敢于挑战各种作为权威的存在。按理说，这个充满变幻的时代和思考剧烈的社会，我们的诗人，特别是小说家们应该有所大作为，但事实上却显得有些无奈与悲哀。他们没法不跟强大的体制做最终的妥协：所有的杂志、媒体和出版社资源都掌控在意识形态的霸权之中。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审查的出版物，再真实、伟大的艺术洞见也可能遭到过滤、删节或干脆全盘覆没的命运。而谁也不愿当一个没有作品的作家。所以，绝大多数人的创作都没能逃离平庸”问世”的结局。当然，应该给予承认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还能坚持以文学来努力表达真实的思想和情感，体现个人存在价值，这本身就值得尊重。也可以理解，诗人们为什么通常会以彼此聚集、抱团取暖的方式，来抵抗从体制释放出的铁皮文化的寒冷。
诗人（当然是指独立写作者）生存境遇的好坏，标志着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但这种常识却被屡屡而明显地忽略了！在中国，真正的诗人往往如同孤魂野鬼，他们为”主流社会”所不容，而所谓”人民”，在没有翻身成为现代公民之前，也只会留意事物的表象，呼应得过且过的生存需求，不太追究种种看不见的意义，而成了以围观来支持各类大小”正统”舞台继续下去的看客。
而另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诗人”身份无奈被分割成了几类：民间的，官方的，似乎兼容的。从逻辑的意义上认知，民间性质的诗人最为纯粹，无论是为人还是作品都更接近诗歌本体的立场与本质，而所谓官方诗人就是拿着国家俸禄，容易成为美化权力形象的打工者。他们时而也关心社会问题，也愤愤不平，也同情弱者。但一定要学会装模作样，掌握好分寸和技巧。这种非驴非马的角色，已让我们的文学丧失了荣誉与尊严，进而萎缩了民族的精神。可以这么说，相比色彩和音乐，也相比擅长娓娓道来、慢工细作的情节文字而言，诗歌所包含的激越与悲壮的性格是突显的，而诗人的自由情怀几乎就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当然，这只属于真正民间的、”落草为寇”的诗人特征。
只是，这”落草为寇”也不成其大作为。想起整体缺乏信仰的中国文学界，常常会出现千奇百怪的现象，各种形态的悖论。我想，最最不幸的状态应该是：我们的作家、诗人们绝大多数只留恋苏联红色体制给出的温暖，而不热望前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再现。的确，比起俄罗斯乃至于苏联时代的伟大文人们，我们足以羞愧而死。为反对新旧沙皇的专制统治，普希金、雷列耶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拉廷斯基、屠格涅夫、谢德林、别斯图舍夫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等一大批的文学家做出了个人生活或生命的牺牲。这些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成了专制主义传统的掘墓人。换成中国的文人们，肯定异口同声如是说：我可没力气掘墓，要不你去试试看？！中国的确没有这样的光荣历史，文人们更喜好助纣为虐。正是工于苟活，他们便更善于审时度势，不惜选择分裂的人格来支撑完全的生存。
此间突然记起叶文福来。这是一个从体制内成长最后又被体制抛弃的诗人，也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之一。尽管我们年龄相差不少，却曾彼此心心相印。不过至今，我依然敬佩叶文福曾有的信仰哪怕这种信仰可能缺乏坚实的奠基过程。他们这些40或者50年代出生的诗人，面对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血管里难免要时常奔涌普希金、莱蒙托夫们的血液。他们也毫无疑问地都欣赏俄国历史的”十二月党人”的品格，让脑袋长出一定尺寸的”反骨”。问题是，他们处在一个专制成为普遍的文化认同与生存常识的社会，文学批判的激进与单一，不可能带来理性的全面启蒙。另一个问题是，他们被今天标榜”现代”的诗坛冷落，也是某种流行诗坛的不公：少数用诗直接表达政治诉求的诗歌，或用行动抗争现实的诗人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光荣与致敬。尤其当一个时代和社会尚没有建立正常的表达空间，连人话和真话都说得异常艰难之时，追求纯粹的艺术”文本”价值，的确有种被提前消费的奢侈与虚无感。没有自由。何来价值？
显然，北岛似乎要比叶文福”幸运”得多：一首《我不相信》，代表了一代特殊思考者对社会的批判态度。北岛的”朦胧诗”形态似乎让他摆脱了”非艺术”、”政治诗”的嫌疑，并且他比叶文福更自觉地否定了体制的弊端，也以更彻底的民间与民主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诗歌信念，为此获得了国内国外经久不衰的声誉。当然，北岛已今非昔比，在度过了异国他乡最不如意的岁月，北岛的飘泊虽有无奈却更拥有诗人所需要的某种自由，如今衣食无忧的学者生活够让旁人为之羡慕。惟一的缺憾是不能”常回家看看”某年在北京开车送他回家的路上，我听到了北岛的此番感叹！可叶文福呢？先被28个将军联名开除军籍，又因在学潮期间公然宣称”退党”后遭遇秦城。之后便过上了一种相当贫困的漫漫生活；而使他名噪一时的成名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因岁月流逝渐渐为人淡忘。因不甘寂寞、出人头地的个性，使一个昨日英雄在精神上容易处于耿耿于怀和一击即溃的不堪状态。自然，作为曾经和时代互动的诗人，北岛和叶文福的命运都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真诗人，以自己的思考征服过思考的读者；他们也是”孤魂野鬼”，只有少数人偶尔才想起”祭拜”来。
尽管如此，有时自己不免还会做这样的猜想假若某一天，当历史让”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几代文人或知识分子，作为反对派成为一个上台执政的精英集团时，境况是否还会一样地糟糕？因为都植根于本土，来自于具有深厚专制文化气息的社会。即便反对专制余威，稍不小心也会利用或重蹈同样陈旧的范式。除了儒家理想、革命斗志、英雄情结、浪漫主义等等这些可以被充分调动的内生精神资源外，我们的确匮乏更直接的、驾驭自如的外在理性力量。现代民主是一种融入生命血液、渗透于细枝末节、体现在一招一势的社会生存方式，而我们甚至由于缺乏严格的民主宪政的基本训练，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公民都可能存在问题。所以我想下的结论是：在当代中国的变革真正选择了”告别革命”后，本性传统的文人大概既无法承担历史重任，也无法摆脱自己走向虚无的悲剧。因此，包括我们在内的未来几代人，都面临着被启蒙或自我启蒙的自觉与自律要求。惟走出自由民主的常识与行为困境，才能避免再次陷入历史的悖论与迷途中。或许整个社会都应该有所清醒：通过纠错、指正，通过博奕、竞争，通过变革、妥协，即通过参与系列智慧、理性、平和的宪政落实和努力，今天的中国才可能在面对无从共识、思维混乱而近乎死结的挣扎中获得”有解”的未来。
就在今年的3月15日，老朋友德安叫我开上车，和他一起到京郊大山子边、与798还有点距离的环铁区。在路上，我对他说，从文化上看，诗人是美丽的；从经济上看，诗人是贫困的；从政治上看，诗人是可笑的；从社会上看，诗人是多余的。德安笑笑，未置一词。德安以前从不关心诗歌与艺术以外的事情，甚至偶尔碰上”社会问题”几个字也会让他害羞难言。现在，德安显得”成熟”许多。他从纽约毅然回国，重新出发，改变了他固定了十几年的某种生活模式。因为，主持”影响力中国”这样的思想性网站的栏目，使人无法拒绝对现实问题的直面，也无法回避对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思考。
吕德安曾被誉为”中国的弗罗斯特”。对于弗氏我没过研究，但从有限的资料上知道他的诗朴实无华，细腻、含蓄而耐人寻味。这一点品相与风格与德安相当契合。而注重描写日常生活，包括关注底层普通人的思考与命运，也是他们的类似之处。但今天，这对中美诗人彼此间的差异却由于21世纪中国的特殊性而被”挖掘”和比较出来了：德安不仅作为诗人而且作为画家，开始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抒情与刻画。一种属于德安这个文学艺术家的新忧患，正悄悄地蔓延在其诗句或画布的核心地带。他在努力以人文的方向，来重新确定如何与人类整体的扭曲以及个人生存的不幸构成更为直接的艺术审美关系。事实证明，他在十分谨慎中巧妙地转变着自己。
眼下，他决心在即将”奔六”的年龄上充当”新北漂”！那个被他选中的定居点，是一个在相当空旷大地上秃兀而起的一排简易楼房。第一次我踩着这里的黑夜，就有某种程度触摸到地狱之门的感觉。的确，那所有的房门一个不漏地都被铁皮包裹得严严实实，几乎忘掉了人要透气。屋里的窗口很小很高，阳光决不可能会充裕进来。房墙们围着中间一片不小的方形空地，倒可以提供的有限自由、呼吸空气。嗨，像放风。活脱脱就是一所监狱的克隆设计。德安说，在这里，他将有自我禁锢的感觉。我说，这是炼狱。的确，我还是为他感动的，对这个早已声名卓著的诗人来说，他其实依然是在为自己找到一次艺术生命重新涅磐的机会。尽管如此，我个人依然认为，自由主义倾向或表达也并非一定是诗人的最佳选择。而真正的艺术不存在”正确”与”错误”的机械之分。而自由主义中的宽容，或许更能表现出德安的个性色彩。在此之前，他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被国际诗坛认可的诗人。只不过，他现在仅仅是在寻找自己的一种精神延伸的方式：在表达自由的重要性时，也为艺术生命获得更永恒的与众不同的时空。
德安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结构中非常重要的支点。由此也使网站的诗歌成了某一精神板块的孵化器。德安知道，我需要的是有思想的诗人，而非一身带着匠气的分行写作人。因此，他的”蝴蝶效应”引来了更多杰出诗人的加盟：思考娴熟的于坚，禀性自由的宋琳，批判深刻的朵渔。而像鲁亢、朱必圣、曾宏、潇潇这些多年驰骋诗坛的老朋友，都纷纷从精神或行动上焊接在网站诗歌这个的基础工程上，形成一批影响力不容忽视的诗人运作力量。他们要把中国的诗歌带到一个该去的地方，使诗歌摆脱顺民般地歌颂，脱离野兽般地吼叫，告别犬儒式地应和。同德安作为主力的自觉自为一样，其中还要强调的是睿智的鲁亢、敏锐的孙磊、顽强的李南、活跃的潇潇、灵性的子梵梅和带着宗教情怀的苏小和，他们都是颇具自由主义情怀的推手。当然还有一个美国朋友、一位充满母性而柔情似水的诗人徐贞敏。因为他们承认与看重的是网站的价值取向，而并非为了稻粮计谋或与我们某个个体的情感瓜葛。我想表明的是，他们在这里，早就不仅仅是一个诗人了。他们的自觉已超越了诗的界线，并相当清醒地迈向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跨界，正是我始终要关注的一个重大命题。所谓跨界，就是善于立体思考、综合评判和理性建构的一种行为能力。它能使人摆脱只在某个单一的社会或人生维度里纠缠不清、最终走向死胡同的尴尬境地。只局限在一种视界的感觉里，往往容易造成自我封闭与自我欣赏。中国的文人为此产生的种种类似狭隘、孤僻，狂妄，自大、自恋、自私等等的毛病，所付出的是人格分裂、犬儒成性和尊严丧失的代价。并且，屡见不鲜！
有幸的是，我们的大多数诗人朋友是能够预防致命的精神疾病的，大家相对有社会人格的操守与公共行为的底线。虽然，在强大的非理性的文化语境包围中，许多文化人已不知道如何才是一种正常、健康、适合生命存在的呼吸维护方式。但这些都不能被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可以游离在社会与政治的道德之外”独善其身”。当公权力构成对私权的屡屡伤害，或私权扩大到对公权的肆意践踏时，他们可以采取一种”坐山观虎斗”的姿态。更不能解释，当普罗大众尚不能分清大是大非，无法进行利益自保的时候，为数千百万的知识分子依然可以保持缄默，成为强大而不公的国家公器的支持者，来推动悲剧的持续诞生。当诗人还做着”臣民”，当知识分子还是儒生，当读书人还在对权力顶礼膜拜，这两千年多历史，十三多亿人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有时即便不靠诗人的想象力，也足以叫人不寒而栗！
今天，聚集在影响力中国网的专栏诗人居然也有四百多众，他们当中有自愿加入的、有友情加盟的，还有被动员入伍的。但不管开头是什么意识，最终却融进了他们的热情和希望。或许他们了解了这个独特的网站，是一个有着别样风光和精神语境的所在，而并非一个以文化的相貌和腔调来哗众取宠、索取商业利益的平台；也不是戴着各种高帽装腔作势、欺世盗名的张扬场所。如此，才渐渐有了可以信任的感动和支持。虽然有限，他们也为使诗性的疆土日渐厚实而在努力地扩张着自己的血管，一点一滴地让血液融入文化中国贫困的肌体。我想，像所有中外古今出色的诗人一样，他们在努力追逐生命过程的光彩夺目，希望让文字码出超凡脱俗、直抵理想高度。正是如此，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怀有某种自豪却并不着力张扬的使命情结。并且，在我们这个诗人的群体里，没有人会自觉地匐伏在体制的光芒之下，误把臣民当公民。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他们正在开山凿洞，哪怕心血沥沥。为此，我们有理由略感自豪。
1985年，我自己油印了第一本诗集《我是云》（那时叫”非法出版物”）。记得其中自序的一段话：”人要表现其自然本能，也许让狗来教导他就足够了，但要完整地体现人的灵性的伟大之所在，却非用人类的全部精神与智慧的劳作不行。而我正处在这动物与人类的中间层次，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便到处可见耻辱和悲哀的痕迹。”（令我困惑的是，产生这些文字的岁月语境，在今天依然没有多大改变！）那时候，自己真的充满了某种做诗人的激情和理想，因为每每敏感到了社会与人生的诸多麻烦：”我感到阳光里的冷/流过冬天和黑夜/命运点燃的失望之火/燃遍脆弱小城/我用全部力气/想关住所有的门”（《忧思》1983年）。
大概有二十年了，我完成避开了”诗人”这个称谓（其实我并不具有特别优越的诗人天赋，而只是长着一根连结社会与人生的痛感神经）。读初中时发表的第一首诗，那是在县城的文化馆《群众创作》上，应该是幼稚得难以想象。主编是个结吧的外地人，但却很鼓舞我。当我自己开始在几年后创办了民间的地下刊物《逝水》时，才发现这位文化馆馆长其实比我可笑。因为，他一直在为悲剧的社会唱赞歌，而我却已开始发现荒诞，并知道进行文学的启蒙了（《逝水》的批判色彩在几所高校引起晕眩反应，安保部门找上门来让我供出背后的组织。我说：什么组织？就我们兄弟俩，一个还在部队上！）。那年我17岁，可以说，有生第一次亲历了美好的追求遭遇权力阻截与否定的震撼（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此相类似的、更震撼的事件已在屡屡发生，人头落地也并不稀罕）。简单的怀疑主义也从此萌生。也许正是这种特别的文学情结，在随着”朦胧”的一段诗生活过后，因为一场学潮的意外结局而开始试图寻求新的表达途径。
在1989年后，我已没有倾向任何个人或任何诗歌理论来从事纯文学的写作，而是四处摸索、独自在昏暗与晦色的文字上行走。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拥有诗歌和诗人：完全没有诗的生活将是灾难的，而将诗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却也是残缺的我不敢轻易就遗忘自身所处的怎样的年代和现实语境。显然，我还依旧知道：诗具神性。而自己的诗句可能在天上，何时何地再掉下来一次或两次我不得而知，只是没有彻底忘记：也许掉下来了，就得赶紧接住。储备这样的念头，是等于表示一切还没有完全地绝望和殆尽；也等于表明，诗有时是可以用来救命的。比如说，当我们尚未成功地自救成为宪法上的一群共和国公民前，我们所能坚持的每天的思考和表达，却能让自己首先围绕在一根现代公民的精神支柱上。当诗歌作为人类的理想存在时，最黑暗的现实也会呈现出鼓舞人心的一道光景。
不久前，我和德安、朵渔和李南讨论改版问题（即把诗歌从”文学艺术”中独立出来自成一个频道）时，我才听到一个好消息：影响力中国网的诗歌专栏，在整个网站的点击率排名第二，而在全国的同类诗歌网站综合对比中，更是占居首位！难以想见，在今天缺乏真实而高贵诗意的国度，我们的版面竟然可以被关注到这个程度！因为比起更需要突显的思想与学术，诗歌在本网并不占什么特别优势，除了人力的安排外，我们最花费心思的是如何将重要的价值观点做成新闻。说实在，中国的整个文学界并不能为人看好。因体制的威权氛围，压抑了最需要人文精神的作家群体；又因只为维护生存的可能而写作，人类需要培育的思想空间便难以拓展；意识形态铁桶般地禁锢与压迫，使所有对抗和反叛的企图都被一一瓦解了，我不得不承认和表态：这简直就是一场精神恶梦！我曾在冥思中感觉惟有诗人是可能突围、并成为这个社会某种标杆的。但是，这个主观判断显然被客观证实成是有问题的，起码无法说服自己。今天人们不仅对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不抱期待，就是不断对社会问题发表积极意见的所谓”公知”也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人们从一开始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转而对官商为奸、制度腐败的厌恶，再发展到对社会积极正面的力量也失去信心这种何等可怕的现象，眼下依然处在不断地蔓延中。所以，改造旧制度几乎就比拯救死魂灵显得更加紧迫当我们的民族，正以高昂的经济代价将自己的古老的信仰出卖给现实世界的时候。
末了，我期待天下的诗人都能天天上网，因为自由与网络可以彼此成就。于坚曾对我说：”网络是纸！”那纸又是什么？携带文字的纸，一定是此岸到达彼岸的轻盈的思想轮渡。当诗人能够与网民成为相互依存的知己，或许这样的做法会再次给社会一个不小的惊喜：诗人这个物种原来尚未灭绝，他们还在活跃着，为人类带来所以快乐或所以不幸的某种超常感悟。
来源：影响力中国网 中国转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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