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按：这是给《南方日报》记者的回答，发表时有一些删节，这是原稿。】
[](http://blog.photo.sina.com.cn/showpic.html#url=http://s10.sinaimg.cn/orignal/48fe46d9gdf4418e4d6b9)
南方日报：金庸被封上了很多头衔和绰号，有人称他为“文坛侠圣”，也有人称他为香港“良知的灯塔”，在您心中他的形象是怎样的？
傅国涌：我认为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深受儒家传统影响，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同时长期办副刊、写电影剧本、写武侠小说、办报，都要考虑到香港市民的口味，带有很多商业社会的特质。他是中国文化和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商业环境融合的产物，他的大陆情结和香港身份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成就了他的报纸和武侠梦。他精明、世故，有洞察力，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该做怎么样的选择，他成为世俗社会万人羡慕的对象不是偶然的。
南方日报：最近“金庸在北大读博”一事备受关注，很多人评价他“活到老学到老”。您怎么理解金庸的读博情结？
傅国涌：这个消息再次惹起舆论关注，其实也很悲哀。每个人总有自己的缺憾，哪怕金庸这样的人也不例外，他人生的缺憾之一就是没有上完大学。1943年，他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读了一年就“被”退学，后来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一年不到，也没有拿到文凭。无论多少名牌大学请他做名誉教授，给他授名誉博士，他内心深处都并不满足。他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时，执意要做隋唐史、中西交通史专业的博导，遭到一些学院派教授的质疑。在这个领域他没有相关著作和论文。此事伤及他的自尊，也正好触及他人生的缺憾，他去剑桥读博，再悄悄到北大读博，大概都与此有关。
南方日报：自《金庸传》初版面世距今已有10年。十年中，您对于金庸的认识有没有变化？根据出版方的说法，《金庸传》（修订版）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若用字数来衡量约有多少，您能否向读者推荐一些看点？
傅国涌：相隔10年，对金庸的认识大的方面并无什么变化，但随着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对他的认识确实越来越深，他称自己“这一生经历极复杂”，他也的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无论涉及情感，还是涉及政治，有很多外人无法知道的秘密。但是作为公众人物，他一生的遭遇和选择，大体上都有线索可寻。特别是他自己办的《明报》、《明报月刊》和他自己的文章。这次的修订版大约增加了10万字以上的新材料，大致上解决了几个重大的具体问题：
第一，找到了可靠的材料，可以比较好的回答金庸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为什么和香港主流舆论发生冲突？他在《明报月刊》1993年1月发表的《功能选举的突变》毫不回避，作为“既得利益的建制派”，他“满意现状”，不希望变动太大、太快、太多，至于未来，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他认为自己“不会再有二十五年寿命”，“五十年不变”毕竟想来挺美。而且他清楚的知道北京的底线。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他的立场。但他对香港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他对香港的感情，他把香港当作了家园，没有客居感。
第二，他为什么认同北京，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我去年才找到的，这是1972年3月1日他在《明报》社评上他的说法：“我们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有重大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大人民之福。而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增加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决不会减少。……
我们所衷心希望的，是大陆和台湾双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分别改进，逐步成为类似北欧各国（例如瑞典、挪威）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他的价值观——他并不认同资本主义，他认为大陆应该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
第三，他在国民党统治下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几次与党化教育发生冲突，中学时两度面临失学，都因为校长保护才过关。他在大学时代被迫退学，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满，却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左翼青年，成为一个革命者，而是始终保持了对读书的兴趣，以不左不右的姿态到了香港。我大致上也找到了答案。
此外，金庸最羡慕的人生范式是范蠡式的，一方面辅佐帝王、建功立业，一方面拥美女有财富归隐江湖。金庸没有成就范蠡那样的功业，虽然拥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和人生。他从内心深处是有苦闷的、不满足的，他一直有个建功立业的梦，这个梦没有实现，所以他把所有的抱负、所有的能量、所有才情都转化为《明报》的政论和武侠小说的写作。他笔下的江山与江湖也因此与众不同，有着更深的内涵。
南方日报：相比十年前，您继续搜集了有关资料，并多次进行了实地采访。采访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经历？
傅国涌：也谈不上有意思的经历，做历史研究常常是平平淡淡的。我只是到金庸早年生活、求学的一些地方看了看，我到衢州石梁的下静岩村，一些老房子还在，依稀还有当年的影子，学生写的字还残留在房子的梁上。在石梁镇上，我们走访时遇到一位80岁的老人，向他打听抗战时衢州中学的情况，他执意换上干净衣服，陪我们走了一大圈。烂柯山也是他的旧游之地，只有那山、那石头变化不大。我以前误以为石梁镇这个地名与烂柯山的石梁有关，其实毫无关系，还隔了一个衢州城。在丽水碧湖，龙子庙、老街、教堂、澄碧如湖的溪水……
在香港，英皇道651号明报大厦旧址，我徘徊良久，叮叮当当的电车恍然就是80年代以前的样子，那是《明报》时间最久的地方，他大量的社评是这里写出来的。我蓦然发现，与火葬场相距甚近。
南方日报：在《金庸传》中，您讲述查良镛（金庸原名）作为一个报人的内容多过一个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传》（修订版）更是丰富了对查良镛报人身份和办报情怀的叙述。与此同时，您在修订版中删减的章节主要是他卖掉《明报》以后的晚年岁月。作出这样的处理您是如何考量的？
傅国涌：当然我写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呈现一个后“五四”时代出生，经历了20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江南青年，在大时代的浪潮中偶然到了香港，在那里写作、创业，他与时代之间有独特的互动，或者说他对时代的挑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实，我真正要写的不仅是金庸这个人，更是这个跌宕不定、大起大落的时代。民国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给予金庸的影响，他年轻时代投身《大公报》，文人论政、文人办报赋予他的精神气质，以及他在香港一隅延续文人论证，成就的报人事业，都是发生在一个大时代里的故事，金庸很喜欢汤因比的学说，汤因比提出文明的挑战和应战，他的人生也是如此。十年前出版的初版本，虽然以他的报人生涯为重心，但当时因为掌握材料的限制，对他的“黄金时代” 即1959年到1989年的叙述还不够，这次在这方面有很多集中的增补。对于他晚年，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卖掉《明报》以后的20年，他跟时代之间已没有多少互动，或者说他已不构成对时代的多少影响。这个二十年是他享受盛名、鲜花和掌声的晚年，在她整个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并不重要，而且有关他的消息媒体都报道过，网络时代很容易搜索到，我在修订版中只用了不到2章的篇幅，只讲了几个比较有争议的事情，比如涉及他的新闻观的变化、他从做博导到读博等。
南方日报：在《金庸传》后记中，您说当年作《金庸传》系应编辑之约。那么何种动因促使您想要对此书进行修订？
傅国涌：其实，那篇文章是修订版的后记吧。十年前此书初版时留下了不少遗憾，没有看过《明报》、《明报月刊》是我一直耿耿于心的。有机会，这个遗憾当然要补上。我一直在研究百年中国言论史，熟悉《大公报》代表的文人论政传统，金庸早年的《明报》社评，他对“文革”的分析和预测，都是值得关注的。我之所以写金庸，心理上接受的原因是把他看作一个文人论政、文人办报的类型，而不仅仅是个武侠小说作家。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耗费时间去修订此书的内在动力。
南方日报：您认为成为一个好的传记作者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哪些？从您的经验来看，为在世的人与为已故的人写传记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困难，您是如何克服的？
傅国涌：一个好的传记作者要具备的条件很多，其中不可少的是对事实的尊重、搜集材料、甄别材料和使用材料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能真实地理解传主所在时代，有清醒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其实，重要的不是为在世的人或是已故的人，而是采取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传主。一般而言，如果仰视传主，传主是不大有意见的，而且乐意提供帮助。如果是平视传主，对传主人生中负面的内容也不回避，传主诚然会不高兴，至少心里不高兴。真正的困难在这里。对我来说，我只想客观地呈现传主真实的人生，拿材料说话，而不加添主观的想象。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能做的一是尽最大可能地收集材料，掌握的材料越多，我的发言权越大。当然，因为缺乏传主的帮助，一些细节上还是会留下遗憾。
南方日报：几年前有媒体做过一个“当代十大文化偶像评选”，金庸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鲁迅。您自己也说过，这个世界需要鲁迅，同样需要金庸。那么，您能否具体聊聊您对于鲁迅和金庸书的价值的看法？
傅国涌：鲁迅的小说与金庸的小说不在一个层面上，很难有可比性。鲁迅为现代中国人构建了一个精神家园，一个可以一再回望的“故乡”，金庸不仅延续而且将中国人传统深远的“武侠梦”发扬光大，赋予了一些新的内涵。鲁迅的小说寄托遥深，对民族的解剖犀利如刀，金庸只是在提供娱乐品的同时引入了人性的思考和一些文化的因素，这是武侠小说这个载体决定的。金庸的才华和香港市民社会的需要、当时的特定时代环境，他的职业使他走上这条路。通俗文化到达这个高度其实已经难能可贵了。
我倒是觉得鲁迅的杂文与金庸的社评更具有可比性，鲁迅开创的杂文讽刺传统，用一种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方式针砭时弊，曾赢得许多读者，但是这一文体的限度也是明显的。与鲁迅同时代的是张季鸾在《大公报》的社评。相比之下，金庸社评有老《大公报》的流风余韵，更直接的批评时政，对于时代的问题作出正面的回应，阳光、明朗、直接，鲁迅属于文学史的，当然也将是思想史长久关注的对象，他的一些杂文对中国问题有过很深入的思考。金庸属于言论史、报业史，他的社评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历史研究的价值，但这不影响它们的价值。未来的新闻教材、评论课写作，其实可以拿来作为范文使用。我在书中写了一章，提供了很多实例。
南方日报：除金庸外，您对李敖和王朔等人也有过一些评价，与此同时，还发掘了一批淹没无闻的人物，如张元济、向继东等人。对此有人评论说，您在对偶像的颠覆与树立之间贯穿的其实是一个相同的逻辑，即现代价值的建构与坚守。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傅国涌：其实，我所做的也谈不上“对偶像的颠覆”，我只是对他们有过一些批评而已。我发掘的也不是淹没无闻的，比如张元济在出版史上就是影响巨大的。现代价值的建构与坚守，是我认同的。
南方日报：您曾提到，文化是回望，不是带着“乡愁”的“怀旧”，而是在回望中寻找未来。这能否概括为您研究近代史的乐趣所在？
傅国涌：我曾说过，回望过去不是怀旧，而是寻找，找到一个通向更美好的自由、开放社会的起点。我始终相信，历史中埋藏着新的种子，过去可以孕育出未来真实的生命，将复杂的历史事实复杂化，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不断努力可以逼近的，历史研究不仅有探寻真相的乐趣，同样充满未知的乐趣。
南方日报：你是何时开始从“私人记录”的角度，解读1949年这个时代转折点上的知识分子心路的？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如何看待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命运？
傅国涌：大约2003年春天，在西湖边的苏堤漫步时突然明确想到“私人记录”这个视角的，虽然此前就已经重视并使用私人记录了。由此决定写一本《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其实，比这本书更早，《叶公超传》写了一个文人从政的类型，叶公超本人不写日记，我就是通过他的很多师友（包括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季羡林等）的日记、加上回忆写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很难一概而论，如果一定要我说他们身上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想说，他们多数人对未来是抱着善意的期待的，他们对自己将要面临的不测命运并无确切的估计。至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更不可以一概而论，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知识分子就像一地散落的珠子，滚到各自不同的角落去了，或者屁股决定脑袋，或者出于更复杂的人性，不同的人作出或将要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很难整体地说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选择及命运，就个体而言，人们会有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同的命运。当然，谁也免不了处在整个中国的命运当中，没有人能在时空上得以幸免。我们在生活，生活不在别处，这就是命运。
南方日报：您曾表示，作为学者，在本专业之内必须有点“刺猬”气质，在非专业领域则当一只“狐狸”。您认为您是哪种类型？
傅国涌：我一直记不起我曾说过这个话，好像这是西方某个知识分子说的，我印象中也没有引用过。此前也有人写文章引用这番道理，说是来源于我。我其实从未想过自己属于哪种类型，我只想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并尽我所能地将手头的事做得更好。我经常跟朋友说，我相信得寸进寸，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也相信水滴石穿，我不相信一步登天，天上掉馅饼。我深知，此生有限，我活在有限的、不可逆的时间刻度中，我珍惜时间。我更清楚我是个有限的肉身存在，我的限度在哪里，我清楚自己做得了什么，做不了什么。我完全的仰望上帝，一切在他大能的手里。
南方日报：与“撰稿人”相比您更愿意被称为“职业读书人”。能否分享一些读书心得？
傅国涌：事实上，我大多数的时间在读书，读书的时间远多于写作。这几年，撰稿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读书心得千言万语无从说起，我只想说，人与书的相遇是一件美好的事，我的一生受惠于太多的好书，我每一天与书相对，书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书就是我生命的本身，所以读书对于我来说，不是外在的、功利的，而是内在的、生命的，没有书的生活是我无法想象、也无法接受的。此生有限、读书无限，以有限之生交在无限之书中，我很感恩，上帝给了我这样的人生，活得简单、充盈而真实。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刘长欣实习生栾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