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旧文，阳光时务周刊专栏 所谓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共钦定体制内——以及少数貌似体制外的无害人士——各路人士参加的一个以民主协商为名的催眠大趴（party）。然而眼下微博似乎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在极权主义铁幕上戳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正在扩展为越来越大的公共言论空间。
两位艺人不意间进入两个不同的“政协”，成为互为对照的代表。一个是周星驰，一个是伊能静。我不是贬低有些政协委员在体制内的坚持和努力，也理解他们对周星驰开会不来，好不容易来了又迟到40分钟的批评，但阁下不觉得那才是一个喜剧演员的本色吗？假如星爷作为一个花瓶庄严肃穆地摆在政协会上，当然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不过假如他操着咸咸的国语说声“堆不起，西机走错路了”，岂不是重新从花瓶里钻出来，显出无厘头的风采？于是跑政治新闻的记者难免沦为狗仔队，所有镜头对准星爷，看看能不能拍到一个他打瞌睡的经典镜头。哦也，假如星爷像如花一样冲着狗仔队挖下鼻孔就更妙了。
政治被娱乐化的同时，娱乐也被政治化。政治化这个词打中文拼音，一不留神出来的是“郑智化”，而郑智化写过由台湾群星演唱的《历史的伤口》声援八九民运，他的《星星点灯》也被挪用成为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主题曲。政治化和郑智化——这是最有趣的例子，说明艺人与政治的关系。
从柴静到伊能静，乍看是典型的所谓“公知艺人化，艺人公知化”，这说明消费主义娱乐社会已经席卷一切，它在四处贴标签的同时也混淆了各种身份角色，话题新闻轰动效应决定了一个公众人物的消费属性和价码；但也正因为极权社会缺乏言论自由，缺乏更多正常和日常的公民发声渠道，公知和艺人似乎被分裂为对立的两个群体，而事实上不管是公知（或者是并非严格意义上公知的其他领域人士）还是艺人，很多时候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发声，但因为言论自由和异见的稀缺，也就从公民被硬生生拔高为公知。
在中国这个巨无霸的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双重社会，艺人的处境和出路，是一个复杂暧昧有趣的文化研究课题。南都娱乐周刊邀请十一位”公知界“权威男性来评点五大知女，并且炮制出”知女社交十大原则“，说明美女艺人同时还要面对男性消费者这个“极权主体“。
美女上升为”知女“，当然也有美女艺人的自我觉醒，但正如南都娱乐周刊以男性消费视觉所告诫的：太先锋就会沦为小众。美女艺人也要反过来消费粉丝，从粉丝的拥戴中获得满足，李冰冰和伊能静都不忘在敏感微博里头配上自己的玉照。但这仍然足够把那些光热衷于参加慈善派对当公益形象代言人的美女艺人甩出去一条街了——即使要消费，也请消费我的脑子而不只是脸蛋和身材。典型的美女艺人公益发嗲是这样的：今天是世界xx日（比如粮食日，艾滋病日），大家多转发，有机会赢得我的照片和唱片哦。
李冰冰赞伊能静“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登高能賦，歲月靜好。”不过用小清新抒情体对付政治实在稍显矫情。据说张悬热爱卡夫卡，而且不是海边的卡夫卡而是城堡里的卡夫卡，桂纶镁热爱的也不只是佩蒂史密斯，还有苏珊桑塔格，而伊能静祭出乔治奥威尔去面对一个外交部发言人动辄警告“艺人要守法”的政权，就更顺利成章了。在一个畸形的社会，小清新唯有被逼成愤青，才能让自己多少恢复正常。
但是，笑，比怒更难得，尤其对艺人来说，这才是考验他们的表演天分。多年前在北京一个live house，张悬为澳洲乐队dirty three暖场，台下有粪青观众莫名其妙对她起哄：“台独滚出去，阿扁滚出去！”张悬回了声：“阿扁又不是我生的。”全场大笑。
陈升在去年年底香港演唱会上，一首柔情蜜意的情歌演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说：”主办单位让我不要乱说话，因为香港是祖国的，我很紧张诶…..“当观众以为他要接着唱，他又停下来说：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格局可以大一点点，这是全人类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加油！“全场大笑。
听惯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我还是第一回听见有人喊中国共产党加油。在台湾竞选时是要喊加油的，但中共一党专权，没有竞争，何须加油？在香港也见惯了”打倒中共“或”天灭中共“，但是这种口号模式，却仍然是来自于中共的极权思维。而喊共产党加油，反而跳脱地制造了一个搞笑的反讽。
在台北跨年演唱会上，陈升又笑说：“只有中国共产党高兴了，全人类才有希望。”
然而，当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伊能静义正词严地说”艺人要守法“的时候，是一脸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柯南道尔早年的遗失手稿前不久在中国翻译出版了，他在一篇小说中预言了几个大国的未来，其中谈到中国：”假如中国不以人类文明为敌，那么它就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可惜这句话在出版时删掉了。伊能静享受的，是柯南道尔的待遇，一百年不变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