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时务周刊专栏 反对极权主义？没错，谁不想呢。 然而极权主义不只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语言和思维模式。作为社会制度的极权主义，与作为语言和思维模式的极权主义相依为命，相互塑造，相互强化，这种更深层面的极权主义共同体，往往并非简单的表面的反极权主义态度所能瓦解。
2007年我去纽约住在法拉盛，终于看到慕名已久的《大纪元》报，但还没细看就先笑了：版式看上去咋那么像《人民日报》？再细看社论，也跟人民日报社论一样八股不堪，甚至抽换某些主语和宾语，整个句式和人民日报社论几乎一模一样。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然理应受到谴责，但用中共的语言和思维模式去反共，这是另一种“深度中毒”。最近在香港街头看到显然有中共幕后支持的各种反对法轮功的标语，跟法轮功的标语遥相斗法，而这种标语文化，都源于红色革命文化。
喝狼奶长大的人信誓旦旦撕心裂肺欲“杀破狼”为快，却难免也露出了一副狼牙。何止法轮功。
这也是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面临的困局，或许是最难的困局：我们的所谓政治正确，是否掩盖了语言的腐朽？而用一种腐朽的语言武装起来的政治正确，是否也是可疑的？这种武断，独断，自恋，夸张的语言，充满启蒙精英优越感的语言，是否真的可以通往澄明而开放的公共社会？
公知的社会责任感当然令人敬重，他们在微博时代的及时发声尤为珍贵，但微博贴身肉搏的快感也很容易加剧他们的优越感和幻觉，典型的就是赵楚先生关于公知和新文革分子的划分，他指出：“公知只是一种含义模糊的社会学划分，笼统指就公共问题发言的知识分子，所以对公知的攻击本身是一种新文革斗争策略，即把对公共问题的讨论转变为对社会一部分人的人身攻击，以压制和取消公共讨论；因此，凡是以抹黑攻击所谓公知说事的，基本都可以看作网络特务，或新文革份子。”
这段话是逻辑不通的，或者只能说是一种极权思维逻辑。在这样的公知视角中似乎只剩下专制政权和暴民二者。“五毛”这样的词流行，一开始确实说明自觉效忠乃至受雇于官府的“五毛党”越来越多，但当网络论争中人人言必称“五毛”，争相用“五毛”去互相谩骂攻击，当五毛这个词充塞了整个公共言论空间，这就像公厕被卫生纸给堵住了；而当“五毛”进一步被提升到“新文革分子”的革命高度，将公共讨论一笔勾销的，恰恰是高傲而又脆弱的公知——他们更习惯一种单向的发声而不是互动的交锋，更习惯自上而下一呼百应的启蒙，而不习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新媒体社交网络公共空间，他们更习惯把参差多态的社会网络一股脑简化为对立的群体，而这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很不幸，我党最拿手了。“凡是……都”这样的句式难道不是很文革吗？公知和新文革分子当然是对立的，但有趣的是公知和新文革分子有时候会同穿一条裤子，我指的是他们的语言，以及背后的思维逻辑。
极权主义的成功，还在于它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培养出一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泛政治化思维，一种草木皆兵的阴谋论。革命年代四川有句俗话：石头里面也有阶级斗争。
例如李承鹏对《少年派》的观后感：“少年派就是一船上开会的故事.他们都有信仰和求生需要,经短暂试探,身子骨最弱的被最贪婪的干掉,心理最差的也被最贪婪干掉,最贪婪的被最强悍的秒了,只剩最强悍和最聪明.二者知谁也干不掉谁,划定势力范围后彼此提防又联手抗敌.等遍体鳞伤终于上岸即相忘江湖.最重要是：没人知道真实版本是什么。” 当然政治解读也没问题也可以自圆其说，李承鹏焦灼迫切的政治关怀也可以理解，但我只是纳闷中国人怎么那么爱开会，看个好莱坞电影也非要九九归一兜兜转转兜到那艘革命的船上去。
批判毛粉毛左当然是公知的要务，但毛语言和思维模式渗透力之强流毒之身远超想象，有时候公知们是毫无反省地继续滥用毛语言去评判毛左，有时候则是无意识地学舌，就像那些恶俗的流行歌，你明明知道恶俗，但烂歌听了千百遍，您老人家可能就被无形中洗了脑，冷不丁就会在散步或洗澡时从嘴边蹦出一句，吓了别人也吓了自己一大跳。有位朋友在微博上抒发了反抗共产极权的决心，我就说，你是啰里啰嗦用140个字翻译了14个字，那不就是主席的诗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金雁先生的《倒转红轮：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一书最近很红，充满了反抗极权的政治诉求和道德情怀，然而动辄用“逃避现实躲进宗教的象牙塔”这种革命唯物主义的语言去形容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这多少有用红轮用剩的同一种油去“倒转红轮”之嫌，这究竟是颠覆，还是循环？
在昂贵的劣质油酿造的灰霾空气中，我们不只是受害者，往往也是同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