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于10年前，10年后新出的修订版已增删幅度很大。可惜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只是个删节版，不能呈现金庸人生的全貌。】
金庸二十四年前的退隐梦
傅国涌
1989年5月20日，金庸分别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辞去基本法草委的职务。同时写信给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辞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执行委员。从即日起不再担任上述职务。第二天，《明报》在要闻版刊登“本报专讯”《查良镛昨提辞呈 辞去基本法草委 并辞咨委会委员及执委》……
五年风风雨雨的草委生涯至此结束。
同一天辞职的草委有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邝广杰，宣布暂停草委工作而被免职的还有李柱铭、司徒华。
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是范蠡、张良，都是轰轰烈烈之后飘然而去，他心中一直有一个“退隐梦”。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报》说：“张良的结局怎样？范蠡的结局怎样？因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种有趣的想象。”
1980年代后期香港未来政制方案引起的风波，让他心力憔悴。“九七”之后的不确定因素，他也不会完全无动于衷。1989年初，他对记者说，“希望能把大部分报社工作托出去，让自己进入半退休状态，过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比如：弈棋、读书、旅行，或者再写点小说。……如果要写，就写哲理性小说，以哲学为内容，希望新的东西能有新突破。”
当年5月20日，他辞去香港基本法草委那天，正好是《明报》创刊30周年，因台风袭港，狂风暴雨，交通停顿，筹备了好几个月的庆祝酒会只好取消，当天刊出随报附送的三十多版报庆特刊，香港总督卫奕信和很多文化名流有贺辞，《明报》的编辑、记者、作者、读者都有回忆文章，他在《感恩与报答》中想到了汤因比的话，“一种文明的生存，在于能成功的应付挑战。”原本打算在5月30日举行的宴会也因国事剧变而停办，31日，报社员工在八楼以茶会形式聚会，他在会上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及金牌，感谢三十年来员工的辛勤服务和卓越贡献。他宣布，自6月1日起，不再担任社长之职，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由《明报周刊》督印人兼总编辑雷伟坡、《明报》总编辑董桥、《明报》督印人吴霭仪、《明报》集团副总经理许孝栋四人组成，雷任主席。6月1日，《明报》刊出“本报专讯”《查良镛今日卸社长职 续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公开了他的决定。他表示，“年事已高，不胜剧繁，退休之念存之已久，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轻一辈接班，从家长式的管理改为制度化的管理。”
自这年4月中旬以来，《明报》社评的标题常常“宋体加黑”，有时几乎天天都是，他亲自执笔，6月11日的那篇还署了名。他说，“中立与客观”向来是《明报》的立场和方针，他不断提醒年青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要冷静理智，要分辨谣言和事实，要记得自己对国家、社会和广大读者负有责任。那一段时期中，不但每天说，在紧急的时刻更加一天中说上数次。但是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热血和热情，人不是机器，怎么能在这重大的关头保持绝对的冷静与客观呢？”
几乎每一份钟，都有电话打进报馆来，或提供最新消息，或表示强烈意见，在这样的气氛下，要保持理智客观真是难得很了。但报纸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保持理智客观。应当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将事实真相不加任何歪曲的反映出来。“由于当时局势的混乱，真实消息的来源困难、采访工作受到当局的严重限制，也由于工作人员个人的热情和冲动，在新闻的发布和处理上，我们不能理智冷静，也曾有不少错误。……我们的方针永远是：尊重事实的神圣，那是不可歪曲的；保持意见的自由，那是应当独立的。” 【《事实神圣 意见自由》，《明报》1990年5月20日】
不仅一般记者，就是《明报》高层的董桥、吴蔼仪、张健波等人也都热血澎湃。五年后，回顾那些日日夜夜，董桥说，“《明报》上下不眠不休的情景恍如昨日。我当时常常想：我们到底不是卖成衣的，也不是卖糕点的！”【《明报》1994年5月20日】
6月份《明报》的日发行量意外地超过20万份，达到《明报》史上的最高峰。《明报周刊》的发行量一度高达30万份，稳居香港娱乐周刊的榜首。《明报月刊》6月号，第一版印出，顷刻卖光，改版加印，又卖光。一连印了四次，供不应求，而后面印的内容与前面有很大变化。刚刚接任总编辑不久的古德明说，虽然这是创刊三十三年来销量最高的一期，编辑部里却没有一张笑脸。
当年7月16日，《百姓》半月刊报道，根据可靠消息，金庸已委托律师行安排申请移民外国之手续，目的地为加拿大。报道提到他原有退休后到西湖附近买屋之意，加拿大虽有枫红美景，又如何能跟秀丽江南相比。并感叹他如真的移居异邦，《明报》是否还继续经营？[沈慎《查良镛移民加拿大》，《百姓》半月刊1989年7月16日，51页]
移民的事此后再无下文。他倒是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报》股份的消息。三十年来，《明报》一直只有两个股东，他占八成股份，沈宝新占两成股份。消息一传出，不少财团主动表示，希望能收购《明报》，包括国际传媒大王梅铎的《南华早报》、英国报业大亨麦士维的镜报集团、新加坡《联合早报》集团、日本德间书局集团等。香港百富勤证券公司的梁伯韬与创办《资本》、《资本家》杂志的出版商郑经翰联手和他有过多次接触、协商，价钱差不多已谈好，梁、郑连一张10亿元的支票都准备好了。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他觉得他们收购《明报》只是商业行为，无法体会《明报》包含的文化意义。他決定暂时搁置出售《明报》的计划，先将《明报》上市，发行股票。
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个亿。他的个人资产估计超过了6个亿。1991年，《资本》杂志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上，他名列第64位，沈宝新名列112位。他创造了商业社会“文人办报”成功的一个神话。倪匡曾跟黄霑讨论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个人，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页。]
1991 年3月22日上午，《明报》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包括《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出版社及翠明假期旅行社等，合并估价5亿8千万元，共发售了7500万股新股，每股认购价2.9元，吸纳了2亿1750万元，净得资金近2亿。他表示，至少为《明报》再服务三年。
“《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60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了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此时，王世瑜还没意识到，他已在着手卖掉《明报》。
早在1986年他就在报社内部多次说过，“我希望报馆现代化，我们长期家庭式经营，今后要制度化。”他曾说：“我想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所以我提出要制度化。”[《金庸与报业》，292、287页] 其实他也是为“九七”做准备。
1989年，他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写序说：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
连韦小宝最后都坐拥七美，隐居大理去了。但对他来说，所谓“退隐”只不过是卖掉《明报》而已。将《明报》上市是他退休计划的重要一步，他并不想通过上市赚大钱，而是想減少对《明报》的控制和参与，最终完全退出。《明报》上市，他的持股量从八成減到了六成。
1991年他将《明报》控股权以技术性方式交给了年轻的于品海。
1992年，《明报》从北角搬到柴湾，启用新的大厦“明报工业中心”，1966年以来在北角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那是《明报》的黄金时代，也是查良镛时代。那时，外人并不知道他将要完全退出《明报》，蒋一樵在伦敦访问他时，还对未来寄予期望：“他办报的原则，或许不应只依随于难以恒常定义的所谓国家利益。……他若能以伏枥之心，以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精神以励新闻事业，并在九七后留守香港，为保卫神圣的言论自由再尽余力，尝试把报业提升到西方的第四权力，而不只是一部滚滚的印钞机”。 [《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3页。]
蓬莱极目觅仙山，但见白云相往还。放下无求心自在，琼宫仙境即人间。
1993年3月20日，他与江泽民会面的第二天，由张浚生等陪同前往山东旅游。在蓬莱阁看海时，应管理人员之请，即兴题了这首诗。回到香港，他就找共创《明报》的老搭档沈宝新，商量一起退休。
长于经营管理的“铜笔铁算盘”沈宝新，自《明报》创刊以来一直负责经理部的全部工作，他从不干预。 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但他们相互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对于编辑部的各种错误疏忽，沈宝新从未有一句怨言，他也从未一次看过经理部的大小帐簿（偶尔查阅薪水、成本等，目的只在做计划，而非审核。）他说“我们互相绝对信任”。[1974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十五年社评《友谊的集团 愉快的过程》] “我跟沈先生合作到退休，合作无间，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对我很尊重，我对他很客气，我们私交也不错。我们两人个性都很温和，都不是斤斤计较的。”[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01页]
长期以来，《明报》除了日晚报，明报集团的月刊、周刊、书籍都由沈宝新个人全资的新昌印刷有限公司代印，仅1986年到1990年10月31日，五年7个月间付出的钉装、印刷费就有一亿六千三百二十万港币。他因顾全老同学情面，也不好改变。[《金庸与报业》，323、295页]
沈宝新支持他的决定：
良镛，三十多年来，你关于《明报》的任何大小决定，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一件。这最后一个决定我自然也欣然同意。我和你初中同级时，你是级长。我打篮球，是级队选手。我只求比赛赢球，至于要我做前锋还是后备，毫无问题。我们办《明报》大赢，年纪大了，自然要退居后备。《明报》现在还大赢特赢啊。
1993年 3 月，他逐步将自己在“明智”的股份减至两成多，收回一亿七千万元。3月31日，他和沈宝新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之职，从4月1日起他只担任名誉主席、非执行董事，于品海接任董事局主席。[《明报主席查良镛昨退休 改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明报》1993年4月1日]
第二天，他在《明报》发表的《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文中说：
这样安排之后，我当然不再“拥有”《明报》了。但什么叫做“拥有”？你能永远拥有你的一切么？二、三十年之后，我人都不在了，还能拥有什么？……再过三、四十年，于品海先生也要将《明报》交托给别人了。他比我小三十几岁，总可以再主持三十几年吧？
（节选自《金庸传》修订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