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聲明我並不在場，很多相熟的朋友都投入這場運動，我相信他們比我更能評論這場運動。但霍建寧的反擊使我難以置信：我相信一個稍為接受過人文教育的人，都很難啟齒說出這種話。他會這樣說，也並不是沒有原因，因為我們寵壞了這些資本家，對他們來說工人只是機器，他們存在的價值便只有運作，只要有資本以及律師，他們便可以盡力壓榨工人以及榨取他們的勞動成果。我們便生活在這樣的現實，如果你不反抗，或不將自己的反抗投射得遠一點，我們的未來只會更黑暗。想一想，為甚麽政府可以坐視不理？因為如果容許工會（不是工聯會）勢力擴大，官商勾結（不管是飯局式的還是結構性的）便不能再維持當下的局勢。如果罷工事件能取得勝利，最大的勝利並不僅是工人時薪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工人如何在當下官商的夾板之間找到說話的空間和方法。
但反過來想，霍建寧的言論也指出了這場運動的盲點：就算了爭取增加時薪，你也得工作24小時，因為工人是自願的。這便是新自由主義底下資本的邏輯，任何剝削都屬於自由的表現：你有工作24小時的「自由」。這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工人是自願地出買勞力以換取金錢。但問題是將這種等價交換當成了勞動的全部，也是生命的全部，也即是說工人只是勞動的機器，他們可以在資本的驅使下運作直至死亡。工會往往忽略了這一點，工會通常只要求增加工薪，改善工作環境，加多部冷氣，設多個廁所，但卻很少要求制定最高工時，甚至不曾想過不依照現在的工作模式。最起碼，如果沒有最高工時的政策，將無法制止這種無止境的剝削。在二十多天的工運中，我們聽到很多工人無法歸家的故事，其中一個我印像深刻的是，一位工人的孩子有一天竟然稱父親為「叔叔」。我相信許多朝九晚九甚止OT更晚的人，都會不斷地經歷這種存在的空虛感。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香港的資本的發展正在不斷地朝24小時工作的方向發展，無論是碼頭工人還是以「知性」為主的傳媒。一個以24小時工作作為經濟文化發展的社會，只會是一個貧瘠的社會。我想起那位推動香港新自由主義發展的經濟學家弗利民(Milton Friedman)，在一九九八年的《香港實驗》的結尾，弗利民有一個很有趣，而且很耐人深思的備注，在對比香港和美國之后，他指出「我們的生產力比香港的高。但我們選擇了，或者被怪異多變的政治主導，將几近一半的資源都投放在某些活動上，而香港只投放了百分之後十五或二十。我們有更高生產力，也即是我們僅用百分之五十的資源便擁有的人均收入，香港則需要投進百分之八十或八十五」。弗利民以讚揚的姿勢指出了香港的悲哀，因為我們的社會是如此地單調、貧瘠，除了生產只有生產。沒有時間，便沒有想像的空間，創造的空間，生活的空間。
這並不是假說，如果我們真地將香港和巴黎、柏林比較，這些城市的經濟比香港差很多，但城市更有活力，因為城市沒有淪為想像的沙漠。我們不單要要求增加碼頭工人的時薪（不止20%），這也是一個最好的時候去討論最高工時的問題，而撐工人的同時，也必須要求政府討論制定最高工時。政府不敢碰這些「最高」，例如租金每年最高增幅 、樓價最高增幅，因為這樣限制了資本的自由，但卻出買了市民的自由。於時，我們見到百年老店消失的同時，政府和財團則可以相應地增加拍懷舊電影的資金，用文化工業制造出來的精神生活，掩蓋資本所造成的傷害，例如投資出版、開辦讀書活動。
在這些重壘的結構中，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麽？以看似激進的姿態投入資本的再生產？除此之外呢？是的，我們可以罷買百佳、屈臣氏、豐澤，但我們也可以想像，長實在不久的將來可以以此為借口調低工人工資，或者將輕輕樓價向上一推，抗爭便變成了長實吸金的借口。這便是資本的「能屈能伸」，這便是官商勾結的結構性現實。甚麽是尊嚴？那並不是你的體力可以換來多少金錢，而是你還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握的時間和想像的空間。工潮打開了一個缺口，但這只能是一場更大的運動的開始（我想起索雷爾(G. Sorel），這個名字在今天的歐洲也引不起多少回響，他提出的「總罷工」（general strike）卻是如此地吸引人）。在這個腐朽的社會，除了同情以及道德感之外，我們需要為自己最切身的生存條件吶喊。我無意貶低「佔領中環」，但許多自由主義者，只看到國家的淫威，卻見不到資本、國家以及民族的結合，在他們眼中只要中國讓步普選便可以解決一切。這只是天真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十八、九世紀浪漫的「資產階級革命」。
衝著霍建寧的回應，我們必須知道這場玩了幾十年的遊戲需要更徹底的解決，如果今天我們不全部站出來，支持工運以及要求更徹底的改革，我們的社會只會生產更多像霍建寧這樣的人。那將社會最大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