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在八十年代，我是到处做报告，曾以为自己懂点什么，九十年代就很少到外面胡说八道了。
对刚过去的二十年怎么看？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当时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让一部分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如果一种手段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１９９０年，他甚至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四大矛盾就会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东西部之间的矛盾；第二个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更尖锐，如果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回顾邓在1990年这个讲话，可以发现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概括在邓的四大矛盾中。那么，八十年代改革的整个预期到九十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许多学者思考这个问题。有种观点是危机论，我看到的危机论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危机时期。
说到贫富高度分化，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接近０.4的警戒线了，最高的好象是０.４６，这个贫富问题，尤其是加上区域差异就有特殊的意义。
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力二十年来持续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膨胀是表象，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力日益凌驾于社会，在中西部地区，这个行政权利扩张的成本全部转移到小农经济头上，从而引起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还有生态问题。关于生态，看法和估计不同，有的学者说，我们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递增，但环境则是负增长，最保守估计是百分之八。杨帆说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说法，那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吃环境、吃后代了。如果是百分之八，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看，那就是一个不增不减。这和我们直观感受好象不一样，这几年生活改善的怎么这么快啊？快速地进入到“修正主义”的生活了。
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年轻一代很焦虑反感，在追究这些责任时，都怪罪于腐败和专权。
一 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为了提供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有学者认为是发展战略出了问题。如果是那就是大问题，我不敢说。那是不是说，这条战略基本正确，我们执行出现了偏差，过错过多？昨天，我和陆学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所的所长，《中国社会十大阶层报告》的作者和主编）谈了一个晚上，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具体政策有问题，尤其农业发展政策。他把这些年承包制小农日益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十年来政策方面的失误，比如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比如１９９４年的这个国地区税的分税制，尤其是一些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又如户籍制度改革缓慢等等。当然，政策失误还有国企改革失误等。这些都使小农经济日益困顿。这是讲战略路线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出了问题。
如果说是战略上出了问题呢？有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运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那么前三十年是一个正的命题，后二十年是个反题，正题走了二十几年，反题也走了二十几年，正题走了二十几年走不下去了，所以有反题出来，那么，后二十年的反题也显现出走不下去的样子。所以，到了本世纪初，中华民族往何处去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他们建议，应该走合题。
这都是学术界的议论，就我本人看，应该把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因为考察当代，必须把当代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首先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
追溯百年或更长段历史，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是被迫的。所以中国的百年来的主要目标，就是独立与追赶。
追赶发达国家，至少从孙中山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是继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实践。我们在批毛的“左”的观点时，其实并没认清激进追赶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二十年也是“跃进”，而且是“大跃进”。
中国一百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中，整个民族紧迫的追赶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中国这一百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的思想的成果，但它遭遇到的问题，也是急于追赶心态的结果。
这种追赶的心态及可能后果，在上世纪之初已被人察觉了。有位参与了中国１９２７年革命的美国学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１９２８年发表著作，追问谁要对中国２７年革命承担责任，此人属于“第四国际”的托派，他要说的是问题出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还是斯大林的“第三国际”。这本书代表的是托洛茨基的意见，书的序言把中国百年的问题揭示出来了，书名叫《中国革命的悲剧》，作者伊罗生（国内没出版，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找到的）。序言认为：中国社会革命来得太晚，它不可能按西方那样循序渐进发展，必须在较短时间内追赶上去，中国全部的问题都出在这里。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老的轿子和现代的飞机可以并存，这个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但这个现象可以解释中国近五十年来（作者可能是指洋务运动到著书当时）所发生的许多现象。
一个有着三千年记忆，并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落伍急于追赶，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过程，就造成了跃进心态甚至灾难性后果，我们在１９５８大１９６１年的大跃进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是以饿死至少两千万人为代价的（关于大跃进的饥荒情况无法准确估计，但几个重灾区，如河南信阳和安徽的部分地区我去调查过，河南信阳死去的人口约占十分之一，可能平原和山区存在很大差别，山区比平原情况会好些）。
现在这二十年该叫什么跃进？“洋跃进”？这可是我们曾加诸华国锋头上的罪名。我们在整个发展当中，整个接轨的焦虑的心态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中西部的所谓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高楼马路政绩，这些东西的成本基本落到农民和土地头上，很难成为持续发展的投入。当然，这可能是我本人比较极端的判断。
这是描述我们近代以来的追赶战略。第二就是，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列强打出来的，是被打入现代化而不是自发成长到现代化的，所以中国百年来的改革甚至革命，很难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判断。中国百年历史相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中国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输入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在知识界酝酿然后要求政治界接受，如果政权不接受新观念，这个观念就起来颠覆。所以满清政府的灭亡、袁世凯短期政权的颠覆、民国政权的颠覆，在我看来，都是因为不能满足为追赶发展这类目标的要求，所以被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新政权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主要是满足追赶的要求，要在较长的时间内达到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要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政府这种上层建筑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从观念到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我们从国共两党的形成史可以清晰地验证我总结出的这一看法。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先从观念开始，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就是观念，然后就有党，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组织，然后有军队，然后组织民众，然后打败一个不能够快速实现追赶目标的政权。新政权建立后，立即着手开始农业的工业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的成败得失，历史学家自有评说。我这里讲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它既是理解百年中国、五十年中国，也是理解这二十年中国的重要线索，这两条线索就是：追赶和由观念到实践。而许多问题，我把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 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
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放在什么样背景下理解呢？最普遍的提法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判断，从法学角度讲，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轨。还有种提法，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如果把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这个转轨，还可以看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近百年中国就处于这个转轨过程中。
毛泽东试图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手段实现这个转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用市场经济手段来实现这个转轨。但对市场经济的本身，只把它当作是把蛋糕做大的手段，用经济学属讲，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是工具。放在较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这百年中国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的历史我用李鸿章当年的形容来定义，就是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句话到“五四”前后又被重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或再往前追溯，如“洋务运动”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沿江沿海逐渐展开和深入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耕经济地区基本没被触及，我们喜欢在历史中讲，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的大举入侵，但主要还是表现为沿海地区的手工业被破坏，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对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它的负面效应，就是说传统的农耕经济、家族村落，这种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未被大的触及。
计划经济，我们通过单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个单位，社会资源的流动是通过行政权利加以调剂的，人们还是生活在从属于小的共同体，如果说解放前人们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体，那么解放以后就从属于单位共同体，在农村地区，所谓单位主要就是指生产队，就是1961年确定的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那个队在南方主要是指自然村落，自然村落是农村共同体的自然边界，超越这个边界，如果把所有制级别提高到大队或公社一级，立即就形成了混乱。1958年到1963年时期，是毛泽东在农村寻找什么样的共同体作为集体的基本单位的实验期，他最终确定自然村落是基本单位。这二十年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高速发育，就使得我们民族的所有家庭和个人都必须依赖市场生存，尤其是２.３４亿农户家庭自给率已经逐渐降低，都必须为买进一些东西，如果他的农副产品销售取得的现金不足以维持家庭正常运转，他就必须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就是打工。因此，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卷入货币经济，卷入市场，人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高度流动，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原有的生存方式，习惯和交往方式都处于解体和不适应状态，而新的习惯和交往方式都还处在艰苦摸索过程中，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处于相当不适应的过程。如果借用西方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是原始群体的解体，从群体到个人的过程，这个观点诸位如有兴趣可以参看梅因的《古代法》，也可以看马克思的著作，很短的一篇，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中就专讲这个问题，我在1994年也专门就这个关系写了本书叫《中国单位体制研究》，还有个副标题叫《走出理想城堡》。
回到话题开头，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原有共同体肢解，将其成员变成追求独立的个体利益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从群体走向个体。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些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这样建立原有的共同体或者单位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还能不能适应今天这样一个已经被分解了的社会？换言之，以德能不能治国？这是很让人焦虑的。当然，我这里不是对江总书记的治国方略提出疑问，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法都不能治，德能治吗？
这个问题，在整个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学家都在不断探讨设想试图解决。现在市场经济的发育肢解了原有的共同体，使人成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追逐独立的个人利益的个体，这个过程正在今天中国处于逐渐展开的过程中，建立在群体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群体主义同时处于衰亡，这是历史必然。个人在成长中，个人主义也在发育中，在这样一个时代，德无法治理无法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这个结论是托克维尔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后，怀着对本民族的焦虑到美国考察美国人如何治理她的基层社会和国家的，于是就有了一本重要的著作《民主在美国》。这个过程中，因为市场、私有制、竞争它一方面造成破坏原有的共同体，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复杂的有机关系，社会变成了一个有机体，从前的社会包括计划经济，很难说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简单的比方，唐山发生毁灭性的地震，但对中国居民的影响微乎其微，但看看“９。１１”美国世贸大楼被撞塌，不但对美国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影响到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有机和无机的差别。现代的有机社会，是人与之间高度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社会。
中国这个有机社会依然处在发育和成长的过程中，这个社会已经在客观上造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迫使人们从事精细的社会分工，通过一种职业获取报酬，通过报酬与市场上他需要的一切产品和劳务交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概念也是出于马克思的提法，马克思的概念又出自黑格尔的《法哲学》。但这一过程在人们的日常经验当中，在主观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作为个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个人的存在，而个人的利益和财富必须要通过货币加以表达，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身份的基础，这样就个人主义者和他所处的社会有机体之间是无法建立起意识上的联系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个人与其小集体的联系，在精神上、在观念上、在个人主观意识上都建立不起认同的联系。
三 转型期的社会心理
十九世纪的相当多的社会历史学家，试图把分化了的个人和有机化的社会打通联系起来，由此运用社会的纪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如孔德在１８３８年建立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现在这个社会是工业社会（此概念来源于１８２０年的圣西门，基本在整个英国的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的时候，孔德是圣西门的学生），他继承和发扬了圣西门的看法，对这个新来临的世界提出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维系这个社会的是个人与社会新的对应维系关系，并迫使每个人用社会的纪律和社会的要求约束每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使得社会建立秩序。这种维系的工具，第一个是语言，第二个是宗教。语言，这里我们不详说，对宗教，他提出旧的基督教不行了，就要创新，叫做“人道教”，以替代原来的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以人来命名，以爱为中心，以社会为膜拜对象。这个观点被后来另一个社会学家土尔干充分的加以吸收，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一观念都在进行紧张的摸索当中。
简要回顾十九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形很相似，我们最近一次精神文明建设会议是在１９９６年举行的，可能是觉得没意思吧，现在不再提精神文明了。当然，我们也看到高层领导人的焦虑，这和当年孔德的焦虑也差不多。因为这个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由自给社会向商品社会货币社会转型是巨大的历史过程。这个千年未遇的转型还只是刚展开，我们对刚展开的社会的不适，是产生焦虑、彷徨和牢骚的重要根源。那么如何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个人和与社会的联通关系？我自己也是很困惑，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但“以德治国”我认为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诊断出我们这个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
我曾叫一位朋友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的歌词翻译过来，歌词最后一段来自席勒的一首诗，它说，社会的分散把我们分开，共同的精神把我们凝聚起来。他要找的是把我们所有分散而且相互竞争的个体共同凝聚起来的精神共识、信仰共识，当然他也没找到。在德国，后来用国家主义来取代共同认识的问题。
这个从群体到个人的变局，在中国还可以描述为从政治到经济的转轨，以经济为中心替代以政治为中心，但对“经济为中心”和“以政治为中心”这两个范畴的意义，我们并没把它揭示出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或再往前追溯的中国古代，人们身份的确认和划分是以政治或以权力做标准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可以从权力的多寡和有无把社会分成不同的阶层。在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重要的不是权力，不是ＰＯＷＥＲ，而是财富。所以从权力为中心向以货币财富为中心的转轨，就可以解读为以权力划分阶层转向以财富为中心进行社会划分阶层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财富在社会分层过程作为标准的确立，如果掌权者没有财富依托，就使得权力在财富面前自惭形秽，底气不足，这个财富不是指掌管者管理的国有资产，而是供其个人消费和炫耀的财富。要在这种社会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他只有对社会财富负责而不谋求足够的个人财富，要找到像大禹、孔繁森、焦裕禄式的官员来执掌现代权力，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觉得由于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转移，就使得权力者必然将在财产作为自己的证明方式的新标准面前败下阵来。
这个转轨过程，对整个民族的考验也是空前的，从前的封建社会为什么把贵贱原则凌驾于贫富原则之上？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因为商人可能会凭借他的商业财富来改变原来的贵贱等级。封建社会的价值中心是贵贱原则，把贫富原则依附于贵贱原则，贵者享受的越多，譬如皇帝，天下最贵，享有天下财富女子。现代社会以贵贱为中心转向财富为中心，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后的发展也必然是以这个原则，我们无法预见到未来还会有什么原则可以取代以财富为中心的原则，当然，按照马克思讲，将来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以至于人们不需要以财富比较高低，就必须出现新的价值标准，或者是多元的价值标准。或许今天在欧洲福利国家已经出现的以体育、艺术、探险、环保之类的热潮。
我们民族进入这个全新的过程要有个适应过程。
四 劳动力过剩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知识界和政界已经达成共识，但能不能把沉淀在小农经济中的剩余劳力在较短时间内转移到工商社会？由于焦迫的追赶心理，这个课题被对整个知识界轻视，把一个很漫长的、艰苦的、甚至是动乱因素的过程加以短化、甚至于理想化了。
早期率先实现资本主义和进入工商社会的国家这一过程的完成，都依赖于巨大的海外市场，当时叫做海外殖民市场。生产的工业品依靠内需，是无法带动一国工业化的，它必须依赖广阔的世界市场，所以英、法等欧美国家（美国是特例，它的资源特别丰富，有个可以不断扩张的“国内”）都依赖海外扩张，从海外获得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原材料市场，同时将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过程中大量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向海外转移，如英国从工业化的早期到完成，在一百年的时期，英国的人口转移出去四分之一以上。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到了波旁王朝复辟也就是拿破仑失败的1816年就进入了工业化发展时期，马克思写《法兰西内战》时，法国的人口只有3600万，农业人口占６５％左右，产业工人只占１７％左右，和我们今天的比例结构有些类似，不过我们是１３亿人口。所有这些完成转型的国家都是人口小国，虽然人均资源比较丰富，但依旧依靠海外殖民完成它的工业化过程，法国踏上工业化的道路后，持续震荡了百年，等到稳定是到了二战结束以后，到了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
对中国来讲，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来得太晚，留给中国工业化的整个外界环境大变，整个世界市场已被第一世界占领，而且也不容许中国如此之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海外。１９世纪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是保护自己的产品向海外扩张，促使自己的剩余劳力向海外转移，而今天它们的主张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一方面要提防着我们这样国家的剩余劳力向第一国家转移，美国希望我们花了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精英分子到他们那里去，据说现在，英、法、德也学美国的样子招募中国的精英分子。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专家有不同估计，因为这个估计是可以区分为绝对剩余还是相对剩余，如果计算绝对剩余，按现有核心家庭（关于核心家庭，中国的这一转变也是奇迹，中国的大家族彻底的崩溃变成核心家庭，西方这一转变花了几百年时间，中国就是五六年的时间，三代同堂的大家族瞬间就消失了）匡算，以家庭规模和机械装备综合考量，在北方的麦黍区，大概一个家庭可以耕种八十到一百亩左右，南方水稻耕种区三十到四十亩土地，这意味着以中国现有的耕地（耕地在中国传统中有两种计量方式，一是延续民国到解放初期来的税亩，而不是实亩。如在浙江我的家乡，就有大亩和小亩之别，小亩是１.８亩做一亩，大亩是２.５亩做一亩，这种不同的标准之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产量是按产定亩的，如过去明清时代，一亩的产量是三百斤，那么，什一税是一亩交三十斤，政府关心的就是它拿的那三十斤，而不是实际多少亩，如果我那里的产量是一百斤一亩，就是三亩做一亩，所以就叫做大亩，两亩合一亩就是小亩，还有就是丘陵地带农民自己在山上一路开垦上去，这些零碎的土地不计亩。这种产量和平均产量接近的税亩和实亩是一样的，在北方平原地区应当是这样，而在南方，税亩和实亩有较大差距，严格来讲，税亩也是一个比较可信的单位），不知现在１９亿亩和１４亿亩的计量口径和标准哪个更准确。按现在的生产力，估计只需要８０００万到１亿劳动力就足够，１亿劳动力乘以２.５或３这个系数，那只需要２亿多的农村人口，就可以提供现有社会需求的农业产品，从户籍这个角度讲，就意味着只需要９亿农民中的２.５亿就足够，那么多人该到哪去？当然，城市化的发展解决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这里又有两个统计口径，一个说是３０％，一个说是３７％（呵呵，这就是黄仁宇说的“数目字管理”，中国其实是有“数目字管理”的，我查阅过大量的明清县志，税和地都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这么精确不数目化吗？问题是，精确的数字后面都是胡说八道）。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能不能在较短时间转移到工商业？现在乡镇企业的就业者大概有１.２亿，民工是７８００万，这两个数字的统计口径是有重合部分，估计这二十年来，我们大约有１.２－１.５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来，另有１.２－２亿的劳动力沉淀在农村或处于半失业状态。
有人认为，既然过去二十年消化了这么多劳动力，再过二十年呢？这种线性思维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不能在较短时间消化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民族整个发展战略该做怎样安排这是个重大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渐进的道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道路，这个过程五十年后能否完成？百年后能否完成都是尚待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期盼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不现实的。现在学术界有人提出了很激进的观点，一是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转轨为私有制加快土地的流转，把农民转移到城镇；再就是取消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但第一点主张没有回答农民进入城镇后干什么，以什么为生。第二个主张，歧视性的一面我们当然要取消，但户籍制度是和城镇的社会保障关联在一起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取消捆绑在户籍制上的城市保障，以使得农民和市民平等？这显然缺乏现实基础，城市居民不会同意。那我们把城市保障的对象扩展到占人口总数７０％的农民，诸位的良知告诉我们可以，但财政告诉我们不可以。怎么办？
八十年代上海城市扩展中曾这么做过，用城市的保障、就业、教育、医疗等条件与郊区的农民交换，农民欢天喜地终于农转非了。当时国有企业效益很好，安置这些农民不成问题，但九十年代就发现不对了，城市不可能再用福利与农民交换，代价太高支付不起了。１９９６年改制以后，集体企业已经没有了，大量企业是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也大量关停转并，城市无法用传统办法吸收转移出土地的剩余劳动力，有许多被安置的人后来因企业破产又被吐出来。上海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一百万人，现在五十万人失业或半失业，靠政府救济。
农村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取消户籍制或不取消户籍制度都让我们两难。不取消，农村和城市就是两个等级，取消，农民可以进城，或城市户籍不能获得社会保障，就在城市里造成两个等级。所以，人口问题，剩余劳力问题，就业问题，就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现行以接轨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必然要把资金、技术、人才都集中在新兴的高新产业，高新产业对劳力的吸纳极有限，就像我们三十年计划经济以重工业为主导，它对劳动力的吸纳也是有限的。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就业问题，但追赶又迫使我们把资金集中在有战略意义的场地。这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两难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二十年来以溶入国际社会的转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五 沿海和中西部的发展矛盾和差异问题
如果前三十年是以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二十年，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这个地方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沿海和城郊得到了有效实施，在中西部地区基本上失败了。
东部二十年的发展，处理中心问题是地方行政权力与资本、劳动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和承包制的农民、政府与农业剩余的关系降为次席。我在浙江、苏南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很多村乡的农民，二十年不知农业负担为何物，有的地方农业税都是村集体代缴。在“苏南模式”下，已经实现“农不养政、以农养农、以工补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奇迹。沿海基本已经完成工业化，地方财政说如来源（县以下，村以上）已经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农户收入来源也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农业已成为副业。在江浙地区穿行，你感受到的社会风气，舆论民情与中西部地区所见所听全然不一样。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我曾详细调查过的中部地区，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以省一级政府推动的工业化（乡镇企业）建设基本失败。留下的是累累债务和怨恨，还有恐惧。到９０年代中期后，情况高度恶化。如果以地方工业发展对比，沿海地区的工商业的发展，恰恰成为中西部地区工商业不发展的一个原因，这很可怕。东部地区把中西部地区变成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而中部地区独立发展工业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当然，这些地方还有工业，这些工业更多的是依赖地下的矿产资源或地表生长出的土特，像河南出产的麦秸，搞造纸厂，这些工业又是高污染的行业，整个淮河流域污染主要在造纸业和皮革加工业。这些地方工业还有就是小煤矿小煤窑和国家争资源，然后，国家又借口安全死人什么的，以“五小”名义将他封闭了。所以，内地的发展工业缺乏天时地理人和，还受到中央政府打击，他们确实也破坏了环境。我们也希望打击它，因为我们要保护北京的生态。
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这样的差异意味着什么？这些都留给我们去思考。
六 行政权力无限扩张带来的社会问题
以上是两个地区的矛盾，另外的问题还有阶层分化，陆学毅已经把阶层分为十大阶层，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老三了，老大是掌权的，老二是有钱的，老三就是有话语权会写文章的，老八就是工人，老九变成农民，九亿农民变成老九，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这里要说的是关于阶级和阶层在中国当代语境里面的语义问题。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八十年打破铁饭碗为标志，劳动雇佣化，只有雇佣劳动才面临着资本（虽然有民营资本、官僚资本和现在不叫帝国主义资本而叫国际资本），虽然资本的形态不同，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据与时俱进的说法，这里不存在剥削，这是理论界这批人士为之焦虑的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建议他们吃马肉不吃马肝也不知马滋味，这个问题可以避免谈。那么阶层这个概念可以表明贫富分化的基本事实，但并不能表明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展开说了。
既要承认市场经济，承认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性，就要承认贫富分化的不可避免性。在第一次分配当中，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行政的权利和政治的运作，在再分配中来缓解第一次分配的贫富的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
第二个二十年出现的问题是行政权力无限扩张和低效，一方面我们好象看到行政权利收缩，比如物资部变成物资局，现在局也不存在，已经退出行政机构序列，行政权力让给市场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政权力对社会各领域的深入，这在中部地区异常明显。
二十年来，我们原来高度集权的，多层次的（省，市，县，乡，村），条块分格的管理体制应付一个封闭的相对静止的地区，区域差异甚小、人员流动几乎没有的社会，一个延续了明清时代以来的社会。这种形态已经完备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比较有效的。近代一百年的革命和政权的颠覆和被颠覆，改朝换代，但这种行政的管理的方式不仅没改变，而且依据“路径依赖”还不断强化。这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就看的非常清楚。随着社会新问题的出现，随着区域差异的出现，我们看到行政管理条文不断增设，从1980年-1998年这二十年间，这种扩张在县乡，就是部门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人员，乡这一级更是普遍增加，现在大概４.６万个乡镇，平均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教师（其中６０％是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就一百三四十人，公社时期的那个规模在编的大概是１２－１８人，编制外的再增加５－６人，一般的规模大概２０人左右，现在扩展到３－１０倍，各地方有差异。到了县一级，人员的规模扩展大概到３－１０倍。
由于中西部地区不能把财政收入来源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因而不断扩大的机构和人员，增多的和增大嘴巴的负担都落到有限的农业剩余之上，所以中西部地区的问题在于中部的性质，是明清中晚期的那种性质。不能用现代的社会学的那种理论来加以解释，东部地区好象还可以用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加以解释。
人们对党政腐败深恶痛决，在我看来是现行管理体制及它的权力配置形式已经不适于市场经济，越来越笨拙和低下，只有当某个问题成为全社会问题时，才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才设一个部门来解决。比如在内地每个县有乡镇企业局，有的县根本没有一个乡镇企业也设乡镇企业局５－８人，因为任何部门都有权力延伸到底下的欲望，因为在县以下没人接待，为了自我接待，就必须把机构伸到下面。1996年，在开封县还有个部门是知青办，四个人，知青早没了，还有个知青办，还有很多县都有对台办，那里根本就没有台胞。
如果各地差异很小，同一个机构设到不同县，不会带来太多问题。如果区域差异大了，这个管理体制就显得很笨拙。其次才是行政权力本能的自我扩张趋势，这种扩张造成了社会的难于承受的状态，在中西部地区有可能把社会（指小农经济社会）压垮。１９９６年以后随着农副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有部分农业剩余被市场吞没（事实是被城市居民享受的价格剪刀差吞没了），另一部分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养活自己不得不这样做，所以维持地方安全和地方发展的、承担地方安全和发展职能的地方政府已转化为它的反面，成为地方动乱和不发展的充分原因。这是最使人感到焦虑的地方。
沿海地区也有这个情况，但是它被新做的蛋糕给掩盖了，而且沿海一带的行政权力这几年已经发生变化，它的职能已经转化市场化了。我在浙江调查发现，现在地方政府的官员对行政权力的职能已经明确，第一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软硬环境，招商引资，有了资本的有效投资，就有了充分的就业，劳动解决了，不要提供失业保障；第二地方政府有了税收，财政解决了，有了税收可以提供公共用品，这样什么都解决了。所以资本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是成为权力关注的核心。
中央反复讲，是政府加入ＷＴＯ，沿海地区官员大都明白这个道理，中部地区的官员怎么和他讲都不明白，他一直迷信权力。他要办企业，他叫农民种上东西，他讲这个东西值钱，种粮食不值钱，拔掉，或者搞鱼塘，鱼值钱，结果鱼养起来，第二年卖不出去，农民把鱼扔到县委书记办公室，鱼怎么卖不出钱呢？他们怎么也搞不清楚。高度迷信权力，不按市场规律运作，是中西部地区很大的问题。当然迷信权力是中国的国粹。
东部地区对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崇拜，好象逐步取代了对权力的崇拜。但权力屈从于资本，也成为我们现在忧郁的问题。因为以地方政府发动工业化发展战略，比如招商引资，各地竞相压低土地价格。一个省的土地开价4万／亩，隔壁省就是２万／亩，地方很焦虑。承认资本在市场当中的主导地位，沿海地方官员都很赞同，但这样如何保护农民和保护劳动者。他们都感觉到这个问题，无力保护农民，八十年代就说全中国变成市民，到九十年代一次买断，给你多少钱一亩地，但许多人拿到这笔钱，比如投资失败炒股失败无以为生怎么办？找政府，政府很头疼。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在分析设想义冢制度，如何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基本保障。现在发达地区土地流转，存量土地变成资本，增殖的这部分如何分配，如何确保农民的利益？存在很多问题值得研究讨论。
上面讨论的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腐败，我认为个人的腐败是枝节性次要的，制度是根本。制度性腐败就是说这个持续了两千年行政权力体系的管理体制和运做体制已经高度不适应市场经济。如何建立廉洁高效现代化的政府？目标已被朱总理提出来了，但他看看这个事实，全部是在向反面发展。原因何在？值得研究。
改革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市场经济适应，对整个民族是个巨大考验，是对民族智力的挑战，也是对政治家勇气的挑战。
表面看问题是党政合一、党政不分引起的，但为什么党政不分？
为什么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我们也只有三阶：省、县、乡、乡政（公社）。现在经过二十年城市化发展，在推进城市化的名义之下，地变成市，即一级政府了，一级政府就有五大班子，一级财政就是一级搜刮，因为吃饭财政。
什么是吃饭财政？就是供养官员吃饭，吃饭的目的是为了办公，办公的目的是为了办事，结果是办不了事也办不了公，就吃饭。为了吃饭要钱，所以所有办公办事就是为了搞钱。这样的财政怎么行？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怎么行？它把社会压垮的同时也把自己压垮。
从八十年代开始，教育部门逐渐腐败。我也参与腐败，我很惭愧，内心又很想腐败。这十年工资猛涨，这个过程还只是悄悄的涨。去年开始，我们同清华北大接轨加了岗位津贴，岗位津贴一般比工资要高一点，这样我就成了中产阶级，原来月薪两千多一点，扣掉四百拿到一千六七，去年加到三万，今年加到四万，钱哪来？还有系里创收，整个教育是垄断，靠垄断吃饭，这个教育因为拥有知识成为中产阶级的过程，从一个臭老九变成香老三了。
这个过程我们自己分析，一国家财政，中央不足地方补，很多是联办，上海正好有钱，那就给我们钱，工资单的三百二十块是教委中央财政拨的款，因为我是华中理工大学，国家教委出的钱，是３６所当中的一所；其中八九百块是市财政联办拨的钱，还有一块是校产，其余我们院系的一块，那就是读卡通大学了、卖文凭了。这些年来，我也没少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关于我们院系几十号人的奖金问题，而且面对住房货币化的压力，小孩读书压力，还要改善各种生活条件的压力，对学校而言，这个压力很严重，否则不能满足人才就跑了。
问题一说就必须追溯到１９８６年，当时党政部门、军队部门、教育部门、医疗部门、还有几大垄断部门，国家的财政支出不足以养活，就开了口子，你们自己去搞票子。这个制度性的腐败造成军队腐败，当时我就讲，毁我长城就是这个最糟糕的政策，军队无论如何是要国税养。朱老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基本解决了。那么教育呢？很大一块我们地方控制，高校的产业，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办班，当然主要是和官吏交换，卖文凭，三万块一个，也有不来读的，或偶尔来一下，当然办的好的也有。我在复旦办班，钱拿了，也确尽力了，上海最好的教师配备上去。那些党政官员听课率很高，但大量的我所知的都是卖文凭，包括成人教育都这样。所以我们也参与腐败。还有就是提高服务价值，原来学校生３８００，现在４８００，明年可能要取消研究生博士生补贴，就是也要自费了，舆论早就放出来了。医疗、电信、电力、自来水部门（我们的自来水部门应该以财政来开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体制内的。象我们这一批人怎么会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怎么就能够买的起商品房呢？我觉的就是说中央财政不足以养活他该养活的人，地方财政预算外的收入就积极发展起来。据说现在中国东部地区（全国范围都是这样），就是财政收入和预算外的收入再加上乱七八糟的罚款、苛捐杂税收入，大概基本上是1：1：1。这样一个比例。正税大税好税一般中央拿去了，县以下基本没有什么，基本上靠苛捐杂税和罚款过日子。
七 转型期我们的根在哪里
这个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我觉的属于社会心理问题在个别人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最使人痛苦。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的体制在近百年间不断修改，但基本框架不变，基本的对社会的管理发展不变，突然面临一个如此变化多端的市场经济社会，就遭遇了空前问题。现在已经日益的被人们感受到了。我参与上海的一个×××的调查，大概知识界有１６０几个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不少，都是本科生以上的。８０－９０％都有农村背景，小镇背景，外乡背景。而且非常自恋，比较内向，个人的道德非常好，干活都非常认真，也尊重领导，都是这样的，同事关系都很平和，不与别人争的。
为什么这些人还残留一点道德情怀，仍会成为×××信徒呢？恰恰是他们过多的道德使他们不能够进入到竞争社会中去，而且不以竞争财富做为人生目标，他们觉的意义自有所在，而不在此。
人活着到底干什么，这样一个最形而上学的问题又被这个时代话起。我们怎么提供答案？老实说我自己也提供不出来。当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的根在哪里？我们自己都不清楚。
从前的社会，我们有三个根。一个根在家族，继往开来的。现在是两个人好离好散、一个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是现在婚姻不稳的根本原因。从前的婚姻是以两个家族为界，连绵后代为基础，有这基础你离什么婚？有孩子就不能离婚。什么爱情？爱情最不稳定，千百年来那么多人说不清，你说的清，谁都说不清，爱还是一种感觉而已。
这个意义又被时代唤醒。可注定无法回答，尤其是执政者，当自己的权利在运做被提出质疑时，已经丧失了给予意义的权力。
还有一个根就是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国并不完全代表一个君主，是个更大的共同体。如果家破国亡了，我们还有关怀，关怀什么？天下。天下，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所以“国事兴旺，肉食者而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于有责焉”这是顾炎武的原文。
不知谁把它篡改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恰恰违背了顾炎武的原义，顾炎武深刻体会了国破家亡。他既不能效忠于家，也不能效忠于国，而且厌恶这个国——明，但他更厌恶后面的那个国——清。他又无国之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读读顾炎武的书，尤其读读他的《日知录》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非常重要，但是他这样的一种信念，我们现在已经不具备了——五四已经把我们传统和历史话语中断了。我们脑子里读西方的书比较多，西方的概念比较多，关于自己东方历史，已经语焉不详了。如今留下读古汉语的人已不多见。
近代以来，在救国救民的口号下，把一代代知识分子凝聚起来，现代市场经济又把已经凝聚起来的那个共同体给肢解。现在的个人要找到国、社会之间的精神的联系纽带已经不太可能了。
人的无家可归，孤独化。这样的个人只能够凭竞争、财富、地位自我证明。除此失去任何证明能力。这种以财富为中心的自我证明完全可能倒向享乐主义，人感觉化了，成为一束感觉。而感觉只有通过不断刺激才能感觉到。现代消费文化在不断制造感官刺激的文化，也推动整个经济的不断增长。所以要搞什么流行服装，淘汰旧的搞新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13亿人口在资源有限条件下能走的路甚可怀疑。
（注原文有删节）
演讲地点：《华夏时报》
演讲时间：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