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水浒》话官匪
赵 牧
电视剧《水浒》早已播完，满城争说也告偃旗息鼓。回首望去，除了号称《水浒》专家的张国光抛出的“版本说”受到许多应得的讥讽，印象深的还真不多。
这里略为说说版本学。本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选修过版本学略有所获，深知这版本学高深莫测，足以养活许多人忙人或闲人。有关水浒的版本之争尽管热闹，我唯独奇怪的为何没有涉及《水浒》的最重大差异是结局为何会不同版本？
要明白这个问题，则需从这个真命题入手：深研梁山好汉最有现实可能的归宿是什么。梁山好汉排完座次，总不能就此坐着不动，天天在山上大吃大喝，大秤分金银。所以无论是号称专家的张国光，还是由民间“小人物”忽然蜕变成评说水浒方面的大人物，总该设身处地为那些好汉的明天做些打算。
官逼民反，据信是《水浒》的基本现实逻辑，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原动力”。但反了以后的结局如何呢？
熟悉历史的大概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归宿无外乎三种：
一是“夺了鸟位”；
二是被血腥镇压；
三是被“招安”投降。
既然现实中有多种可能性，小说和电视剧为什么就不能安排梁山起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所以，对梁山归宿的设计，唯一能成为真问题的是，就是小说或电视结局设计的描写是否合乎情理。
另外，对梁山起义的归宿设计，一般要受制于这样一些因素：一是历史的大局；二是小说创作者的主观动机（是想“荡寇”、“补天”还是想“平反冤假错案” ）；归宿设计的可信度，则要在小说的人物与情节的设计以及对起义军的力量（包括领袖人物素质、义军组成、生存的局部环境）与统治阶级的力量对比的描述中“合理”地体现出来。
历史的大局是：宋王朝并未亡于起义军之手，这决定了梁山义军无论多强大，任何《水浒》版本都难以设计“夺了鸟位”的结局，于是只能在血腥镇压和招安两者间选结局。
从有记录的历史看，农民起义虽然鲜有不被镇压的，但也确有作为权宜之计的“招安”。就《水浒》前七十回的确定内容看，起义军接受“招安”，再被统治者借刀杀死大半的结局是可信的。这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水浒》对左右梁山义军大局的领导层的身份和上山的过程及其动机的描述；二是体现在军事对抗中，义军占据局部优势，一时剿而不灭，反有蔓延之势的描写之中。
从皇权的伦理看，对与中央集权政府直接发生对抗的“乱匪”进行“招安”，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以谈判的政治手段达到平息军事反抗，客观上等于部分承认了“造反有理”，统治者有理由对此可能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担忧：一旦“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开了先河，群起效尤怎么办？因此不要说武装起义，封建统治者即使对和平抗议通常也不会手软。金圣叹就为此送了命，深感冤枉的金圣叹临死前还来了个黑色幽默：“杀头至痛也，圣叹无意得之，大奇！ ”
既然造反了，就不难意识到放下武器投降的危险性，所以除了拥有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讨价还价的筹码之外，表达愿为朝廷鹰犬的“诚意”也必不可少。没有被“腰斩”的《水浒》，通过对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来表达这个意图显然非常成功。
从真实的历史来讲，迫于形势投降也是常有之事，只是结局通常更不妙。李鸿章在苏州接受守城太平天国将士数万人，在其放下武器后予以集体屠杀。华尔洋枪队首领戈登曾参与攻城并参与谈判，但他不懂中华极权政治逻辑，屠杀发生后，戈登放声痛哭，大骂李鸿章不讲游戏规则，卑鄙无耻。他肯定不明白，在中国的造反者接受招安后被消灭，完全可以构成《水浒》的合理结局。
张国光说电视剧用的是接受招安、剿方腊本子，这是丑化农民起义。这话大错特错了。即便以洁本《水浒》来看，梁山108条好汉，许多人上山前原本就是朝廷鹰犬、要么虽为“民”，却早有“警匪（盗）勾结”、“官（吏）匪勾结”之实。这还用丑化？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论以什么结局收场，从来都没好结果。即便要肯定农民起义，也只能限于肯定官逼民反的正义性，而不能说明描写了投降的结局就是诬蔑。在极权中国，对老实的民来说，最可悲的是，他们总会周期性地遭遇严重的危机，想做奴隶而不得；对那些造了反的农民来说，则要么被血腥镇压，要么取而代之，甚至建立更残暴的政权，除此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金圣叹腰斩《水浒》，让一个嵇叔夜把梁山好汉一网打尽全部杀光，这已经“昏庸得可以”（鲁迅语）；没想到今天还有个更可笑的张国光，居然认为电视剧以108将排排座结局，就“完美”了。
正经地说，央视热播的《水浒》的失败之处并不在于它没依据一个反抗到底、全部战死的版本（事实上并没这样的本子）；而是它并没有像小说那样，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这支“义军”为何听凭宋江的摆布，也就无从深刻揭示中国农民的悲剧性的两难命运。
如今应该庆幸的是，阅读和解释的权力已经充分回归民间，没人再能完全垄断文史著作的解释权。《水浒》的特殊认知价值今天才可能真正转化为民众的精神财富，比如如何认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及解救之道等等。
下面就说说，今日之中国与“水浒”有何异同？
先说个安徽的故事：安徽池州地区原公安处处长党组书记徐燮贪赃枉法，劣迹败露被打入牢中。那徐某平生颇讲“义气”，他在百里外的池州辖下的青阳县看守所被羁押期间，竟慰客盈门……青阳县和地区的公安干警、政法部门领导不断前往青阳看守所探望。送钱送物，聚餐喝酒。安徽池州地区先后有60多名政法人员违规探视在押犯罪嫌疑人。那青阳看守所所长梅林忠不但不制止，自己也带过13批22人次进监会见徐某。先后五次与徐在监区内外喝酒（事见《广州日报》1998/7/1）。
看看这一幕“金钱美酒慰囚犯”故事。《水浒》中这类故事比比皆是。大财主此进“乐善好施”，喜欢结交各方豪杰，不论黑道白道，凡有路经庄园的囚犯都要款待，理由是这当中有许多有本事的人。所以“朝廷要犯”林冲被押解过此，他不但留住吃喝，还力劝林冲与洪教头比武，林冲说要脱枷，他就吩咐差人照办，差人对此鲜有异议。
再看那犯了命案的武松，只因狱吏施恩看他是条可以利用的好汉，就免了杀威棒，还好吃好喝招待。武松也果然知恩必报，卷入施恩与蒋门神之间的“经济纠纷”，用武力帮助施恩夺回了“快活林”。施恩利用犯人谋私，即使从封建的王法角度看也是大逆不道的。无独有偶，那蒋门神在政府中的靠山张督监居然有合法权力不用，却以攻心术收服武松，再设圈套让他哑吧吃黄莲束手就擒，然后又计划用黑道办法最终解决，只因做事不密，招来灭门之祸。
武松帮放恩夺回快活林，今天也比比皆是了。近年常有新闻报道说，有些企业用刑满释放的犯人当保安、讨债。王朝末路吏治腐败深重时期，官匪难分，一如兵荒马乱之年，兵匪难分。
1998年8月（新华社石家庄8月7日电）河北邯郸市爆出一大丑闻。个体老板宋新忠经营“百老汇”娱乐公司和“钢城游戏厅”，他之所以敢公开聚赌、提供色情服务，原因是邯郸邯山区公安局副局长魏国安、市局局长孙纪平“入了股”。邯山公安分局巡警抓获嫖客、赌徒带回分局审查。宋老板不但抗拒检查，还殴打举报人和民警。魏国安闻讯大骂巡警：“打狗还要看主人，谁敢动‘百老汇’，你就敢动？”。那个孙纪平也屡次责令部下不要管宋老板的闲事。看看这像不像蒋门神与张督监的关系？
在今天中国的公检法机关中，既有以“掺股”的隐蔽方式发财的。也有明火执杖敲诈勒索的。举个最近被曝光的例子：主角是宁夏盐池县郊警队长余谦。1996年6月，司机王某肇事，余谦张口就罚五百，并让王出钱为他买二百公升汽油。事后王委托其姐找余谦开具保险公司所需事故处理证明，余见女人只身来求淫心顿起，提出与他睡觉就开证明，还可另付淫资二千；否则就罚五百。王不从，余便施暴力，因王奋力反抗未得逞。
陕西定边县粮食局司机赵怀亮驾车途径盐池，余谦以灯光不全为由，当胸给赵一拳，赵陪笑脸分辩，又被打了两耳光，赵欲将口中的血水吐出，余硬蛮横地逼他咽回肚里去……
就是这样一个警界败类竟然差点被批准上报为“学济南交警先进个人”。众多受害者申诉无门，终于动了杀机，酝酿集资买凶除害。如果真有这样的杀手，是否有点像现代的鲁智深呢？
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勇气和一点点智慧直面现实，就知道应该怎样读《水浒》。事实上，如果“运气不好”，鲁智深、武松也是可能成为大魔头的。他们的善恶观念其实极为模糊，母大虫卖人肉包子，打虎将周通强抢民女，他们分别栽在武松、鲁智深手中，却因运气好不但活下来，还成了把兄弟。
开黑店的母大虫、强抢民女的山匪周通能比卖猪肉的镇关西好多少呢？矮脚虎王英，如果没人镇住他，他又会比西门庆好多少？如果张督监真爱武松之才，武松难道不可能像为施恩卖命那样，成为张督监的死士？所以官逼民反这话，就历史大局而论是正确的。落到具体对象，应该慎之又慎。
鲁迅曾一语道破极权下的国民思维——“中国人受了官的恩惠，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欺负，则同情匪类”。这个思维的死结至今也未解开，它依然有巨大的市场。所以今天被打进牢中的货真价实的罪犯，如徐燮之流依然可以风光；所以众多读者对《水浒》展示的封建王朝的基层权力组织大量坏死的情景似乎并无特别感觉。
在生辰纲事件中，先是封建小吏宋江用酒席拖住捉拿朝廷要犯的“刑警”，然后给晁盖通风报信；接着是捕头朱仝、雷横私放晁盖。《水浒》中这类官匪、警匪不分的情景之多，实质是“王（国）法”扫地，国家机器严重锈死，政治腐败危机到达顶点的反映。
所以但凡有点勇气和智慧，就知道今日之中国可能的走向。频频曝光的卖官鬻爵、突击提干、政府官员买凶杀人等等，足以表明权力在各个领域和层面都黑恶化、私有化了。
去年（新华社1997年6月6日电）山西晋宁县发生一起震惊中南海的“大结义”事件。晋宁县众多掌握地方各种权力资源的官员公然成立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当事人受到严厉查处。中央政府震惊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结义必然意味着地方权力私有化，这种私有化的权力又以貌似“合法”身份出现，它在攫取利益时就会表现得更为野蛮更为不可抗拒，更能彻底摧毁公众对公正公平的信念，更容易制造绝望意识。
恕我不厌其烦，再举一例。《中国青年报》（1998/7/17 ）报道：黑龙江呼兰县许堡派出所以卖淫嫖娼的名义对辖区五六十个农民每人罚款500到4000元不等。
1997年7月19日，38岁的女教师朱井村的刘桂文突然被派出所叫去， 逼迫她承认与村上几十个男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拒绝后即遭到拷打，电棍电击。熬不过，她只好胡乱在派出所提供的名单上认下了十来个人。派出所把这些人先后带到派出所并用绳子贴着底裤串在一起，命令他们在院里跑步，一跑就是半小时。
周化村的情形更甚。同年2月16日，村民委员会选举，裴英军因恼怒自己的亲属未选上，当即开列40多人卖淫嫖娼的黑名单，交给许堡派出所。结果连副村长裴胜利也于当天被投入拘留所。裴胜利坚持对质，结果看到把他扯进来的女人王淑云满脸是伤，他向王喝问，咱俩到底有没有事？王看着他三四分钟不说话，派出所的常大权用电警棍点着她的胳膊说：“按你交待的说”。王浑身发抖，低头说了个“有”字。呼兰县公安局局长高文华证实，许堡10多万元的罚款根本没向县局汇报过。许堡村的所长付文广则承认，如此执法，是想多罚点钱弥补经费不
足。
一个小小派出所警察都这般猖狂，老百姓哪还有活路？再如，前年传媒揭露了原广东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谋杀正市长案。在此案件中，杨启周与市财贸办副主任林启菊不但预谋以50万人民币的价格雇佣杀手谋杀市长，还与杀手一起研究行动方案，向杀手提供市长的有关资料和行踪……像杨启周这样穿着副市长官袍的家伙与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呢？这一事件不也表明黑社会的力量也可能渗透到国家的权力组织之中吗？
离开这些现实，《水浒》的版本学能有什么价值？鲁迅说：“（金圣叹）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然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指金圣叹）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
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点，那就是‘坐寇’。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坐寇”猛于匪，是因为他们的暴虐行为披上了合法外衣；官员任免不取决于民，就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官场权力的更迭之上。相反有足够的理由更害怕“流官”。
1998年7月22日，山东枣庄山亭区法院执行庭副庭长王永强， 把三年级的小学生米勇扔进水库深水区，另外三个法官作壁上观，听凭其淹死。此后，该区法院副院长面对愤怒的群众说：“嚷嚷什么。有什么了大不了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新闻报道说，若非受害者家属劝阻，那个副院长早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了。有这般“法治意识”强烈的草民，你还用担心“该出手时就出手”造反意识么？然而事情的严重性恰恰就在于，统治者的轻慢，导致民愤的积累，最终对“法治”的彻底绝望最终一定会到来。
这也是今年我“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全部退出经商领域”中央决定能予积极评价的原因，虽然实效如何只有天知道。但我们早就知道也不难能想象公安局开夜总会、军队经营贸易从事金融业务、武警系统娱乐场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要想防止官商勾结，就必须政企分开；要防止出现警（兵）匪难分的恶果出现，就是要从正税养军、正税养警这些最根本的制度上着手。中国人不需要那种脱离历史逻辑和又脱离现实人生的版本学。《水浒》这类作品能告诉我们的最重要事实就是，如果不解决制度的问题，任何正义的反抗都只能是以悲剧收场甚至走向反面。
1 9 9 8 年1 0 月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