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
** **【知识不能确保良善】
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是2011年的第一天，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前，作家史铁生离世。这个消息有如巨石，就那么突如其来地、沉重地压在内心某处，血脉为之不畅，不得不化作某种液体排出体外，非此不足以纾解。
我是受过他的惠的。
“知识并不能确保良善”——多年前，我在他的书中读到这句话，像是被重重打了一拳，头晕目眩，好一阵才清醒，感觉脑袋里凉飕飕的，仿佛碰巧击中了某个穴位之后的反应。现在想起来不免脸红，这句话无非是常识，并不需要一颗多么睿智的脑袋进行多么缜密的哲思才可得出结论，信手翻翻中国历史，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假如厚颜无耻地硬要代表一些人，那么我的这段阅读经历说明，常识这种东西，在国人的脑袋里是何等稀缺。而之后的读史，又说明了常识从来就不是长埋地下的文物珠宝，需要掘地三尺才能发现。它一直浮在历史的表面和思维的浅层，只是，人们的脑子已经不大习惯思考，眼睛已经不大习惯阅读，仿佛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阅读反倒是脑和眼的副业，主业成了接受他人意识的清洗。
而在1774年，托马斯·潘恩就已成书，这本小书的大名叫《常识》。该书行销50万册，那时，随便一个卖菜大婶的口袋里都装着一本皱巴巴的《常识》。牛逼哄哄的英国媒体服气了，说，“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在一个小时之前，他还是个反对独立思考的人”——你瞧，这就是《常识》和“常识”的力量。
没有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也就没有《独立宣言》，连《汤姆叔叔的小屋》都不会有，即便有，也不会那么快。真理是浅显的，打扮成深奥的，往往是强行注入你头脑的谬论。
令人沮丧的是，我的祖先们并没有类似《常识》的书籍传世，这本书的译本在吾国也绝无行销50万册的可能。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缺少什么精神食粮，到机场书店转转就知道了，成功人士的传记摆在最醒目的位置，卡耐基、巴菲特、比尔·盖茨，还有本地土特产的马云。古人的也有，比如曾国藩、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
某天我坐在候机室，脑子里想着一个叫冯道的人，假如这位“长乐老人”活到今天，我说不定要拼死拼活、臭不要脸地争当他的经纪人，然后带着冯道的传记攻占各大书店，书名就叫：官场千年不倒翁——假如冯道活着，该老不死绝对处庙堂之高，继续当他的帝王师和肉食者，他是历代官吏的祖宗。而且以冯氏的头脑和手段，古今两较，说不定还万民拥戴。不过冯道未必认可，在一个他依然能吃得开的时代，万民拥戴比万民唾骂还可怕，做到那么好的群众基础，自己的位子就危了。
此为官场常识。
鲁迅说《二十四史》他只读出了“吃人”二字，而在我肤浅的读史经历中，看到的，是一些软不拉叽的人形动物，而这些生物，有的是业务纯熟的粉刷匠，专事涂脂抹粉；有的司职吃人助理，乡愿、跟班，北京话叫“碎催”；有的干脆做了“伥鬼”，帮主子猎头，那可是真正的人头。对这种差不多可以称为“特性”的东西，亚当·斯密说——中国人不缺乏智慧，但那种智慧都是生存智慧，动物性的，跟精神等等上层次的东西无关。原话我忘了，大意如此。孟德斯鸠比亚当·斯密还毒，他说在中国欺骗是不受限制的，一个成功的骗子反倒极有可能成为他人歆羡的对象。老孟还说，“在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对他有利”。总之，在二（两）位老外眼里，这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国度，因此此地盛产成功学大师。
这么说来，被写入这本小书的人都可称为成功学大师，虽然有的“大师”未能善终，但是在生前都攫取了一套富贵，秘籍是谎言、权谋，以及对权力的顺从。
多年以前，在笔者尚不能熟练控制膀胱的时候，长辈的床头夜话就已经是关于成功学的故事。著名的“二桃杀三士”就是那时听来的。那个著名的矮子晏子，因此成了我人生初始时的首个偶像，听完长辈的讲述后，我对晏婴先生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在某个夏天还丧心病狂地模仿了一次。那天，室内溽热不堪，母亲洗了几只桃子，嘱我可以独享两枚，剩下的等父兄回来吃。彼时智者晏婴的“高大”形象（作文的规矩，脑海中有人浮现，形象必然高大，哪怕是160cm的雷锋和更矮的晏婴）凸现脑海，于是我藏起多余的桃子，只余两只，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静待观摩“二桃杀三士”的壮烈。
父兄回家后，两位兄长抓了桃子就吃，家父则完全无视，下厨帮妈做饭去了。搞得我失望非常、彷徨无计。晏婴附体解除后，怏怏地把桃子捧了给父亲送了去，他不肯吃，又塞还给我，还捏了我脸蛋直夸我乖，完全不知道自己夸的是个狼崽子。
很多如我一样的国人，是在幼时就开始服用狼奶的。那个年代，傻了吧唧又精明无匹的长辈，乐此不疲地给他们的孩子灌输“生存哲学”，告诉孩子要以“好同学”为榜样，而他们嘴里的“好同学”就是班里的前三名。至于前三名是不是“狼崽子”和“谎话精”，长辈们漠不关心，他们与老师已达成共识，好孩子的定义就是成绩好的孩子。那时家长们在筒子楼里炫耀的，是儿女的考卷，我从未见过哪位家长炫耀他的孩子具有诚实良善的品质。就像我听到的“二桃杀三士”，讲述者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晏婴的智慧，却同时要求自己的孩子要为人诚实，这是一种多么荒悖的逻辑。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变态教育之下，每每庆幸不已，这辈子没出落成个奸佞简直是人间奇迹。
长辈们更不可能告知孩子生命的独一无二，因此我只记住了晏子，很长时间之内我都说不出那三个“笨蛋死鬼”的名字，现在我能说的出，他们叫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
从前我无视你们的生命，现在，愿你们安息。
如今我依然没有答案，如晏子一样的知识分子究竟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文人如过江之鲫，有的泳技高超，仿佛我在澳洲邦迪海岸看到的冲浪高手，驭浪犹如高明的骑手降服烈马；有的呛水上岸，终身不再下海，像躲入“狗洞”的第欧根尼那样安全地活着；有的最终溺毙，被巨浪一样的专制机器绞为齑粉；更有一种，生前骇浪惊涛，死后骂名千古——在卷帙浩繁的历史中，我看到的，是“活着”和“成功”四个字，没有中间环节，也就是说，只看结果，不问手段。
我非历史学者，连票友都算不上，所以书中不免有谬误，观点也一定有悖谬之处。书中人也未必都是坏人，不过我相信读者也早就过了把人“二分法”的年纪，书中人多为诗人、书画家和文章高手，大都是科举制度下的高材生，然而他们也都是些在某些方面有残缺的人，他们的畸形不在外表，（而）在头脑、在内心、（在气质），都是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神奇的作物。
有主子的土地，必然生产奴才，有源源不断的奴才当肥料，必然培育出茁壮的主子。
中国文人的生存之道，首先是“活着”，然后是“成功”，当标准降低到这一底线时，知识当然不能确保良善。在《笔祸史谈从》中，黄裳先生说：“在精明的主子手下工作，是困难的，必须时时提防无从悬揣的挑剔指摘。”；我想说的是，在愚蠢的主子治下活着，同样是困难的，你必须表现得更愚蠢，否则，任何一点超越主子智商的聪明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这，或可解释历代大儒的种种丑态和谀辞颂诗。他们已经死了，可他们不断地把生存哲学传承给后世子孙，于是就有了“亩产十万斤的科学论证”、就有了“纵做鬼，也幸福”、就有了绵延千年的跪姿。
抱持如此“活法”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不该成为主流，也不可能烛照千古，由这样的文人参与搭建的、再华美尊崇的盛世都会最终烂掉。
造物主也不会原谅这些软塌塌的人类，老天会说：知识确实不能确保良善，可你们忘了，除了知识，我还给了你们一条确保直立行走的脊椎，你们却用它来弯腰叩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