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新书《纽约，不顺利抵达》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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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崇拜过父母单位的一位青年工人。他技校毕业，但喜好关心大事，是厂里唯一一位自费订阅《参考消息》的人，谈起当今世界风云，他会立即转成普通话——由于缺乏口语环境，他模仿新闻联播播音员但很像县城话剧团的念白。他当然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周围把他当怪物。
“三国四方”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他给我启的蒙。他很享受“三国四方”这个词，他宿舍床头上的世界地图，中国周边小国的腰部，都有橡皮擦反复擦涂的印记，为那些小国的南北分治问题，他与总统特使之类的谈判对手该有多少次不为人知的激烈交锋——他那些遭人腹议的奇怪的身体语言，我猜应该是来自纪录片中的基辛格与周恩来。
虽然失去联系，但我一直没忘记这位栖息着外交家灵魂的工人，甚至为将来把他写进小说安排了归宿：他终于遇见知音，隔壁肉联厂的电工张师傅。这位离异单身的资深外交家，对我们年轻的外交家极为激赏。有个休息日，年轻外交家主动出访肉联厂冷库——张师傅正好加班检修完电路——这屏蔽了外人的密室，可不就是把小国的两位代表晾在门外的理想场所吗？总之，谈判一定非常细致认真，数度陷入僵局，是否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我们无从得知，因为几天后，人们打开冷库的大门，才发现两位外交家殉职，地上粉笔头画的地图，上有密密麻麻的涂改痕迹。
我深信中国是出产外交家最多的国家。我供职的《凤凰周刊》，曾经有近三分之一的读者来信，是给中央提供粉碎台独、瓦解日本，以及组建中、印、俄建立轴心遏制美国之类的外交策略。我甚至曾交代同事，如果有读者来电找我，一定说我不在。这些年来，我几乎成了一些民间外交家的电话倾诉对象。好几位电话里还有汽车的声音，显然这是攒够了一次长途电话费后，特意在公用电话亭打来的。
我该感到幸运，偶然原因我成了新闻民工，中国千万民间外交家的大军，从此少了一员。因为当我真开始接触国际新闻时，仅仅学会了遵从最基本的技术规范，就无可避免地发现，我那由《参考消息》之类搭建起世界观，并不比一直呆未庄的阿Q对城里的看法更高明。
或许，把我和许多人无师自通成为外交家的原因归罪于《参考消息》并不确切——长期阅读这份原本是专供首长了解动向的报纸，确实会让人产生身份错觉；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我最早认识的几个字，居然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我们对世界一无所知。我甚至迟钝到《参考消息》里看到的世界，在几十年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却从未意识到有什么不妥。这该是怎样的世界观？
我转行新闻业的那一年，先是发生911事件，接着中国加入了WTO，这两件大事，让我充分见证了中国人不同世界观的冲突。由于我胸膛中那个外交家已经死去，所以我很没出息地物伤其类，而不是为死掉很多美国人兴高采烈。当然，这种情感和价值倾向，自有坚实的逻辑支撑：如果你认为中国应当加入WTO，那么民族主义的主张就是错的，反之亦然，因为排外、封闭乃至仇恨，与全球分工协作格格不入。
我那时才知道如果从新闻报道角度看，中国当时根本没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不错，中国是有不少驻外记者，但这些海外同行获取国际新闻的方式与我们一样，都是呆在办公室里看人家写的新闻，区别在于，他们是在海外的办公室看当地油印的报纸，我们是在电脑前看网上新闻。大家都不过是从国外同行的眼中挑自己想看的东西。
如果多少还算矜持的一身黑灰色中山装的《参考消息》不是一个好窗口，那么，它那一身浓艳热烈的红配绿、言语带着强烈《故事会》风格的乡村版——《环球时报》更不是好的选择。毕竟无论是《参考消息》还是《环球时报》，真正在意的是别人怎么看我们。它缺少一种平实的好奇心。
种种阴差阳错，我当时负责编辑的新闻分析和新闻评论版，实际上充任国际板的功能。而负责撰写报道的记者安替，无意中充任了拓展当时中国媒体国际报道模式的开路者。这种由驻华外交官专访和直接从英文报道中获取信息和灵感的混搭，与直接转载新华社国际报道相比，多少算是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虽然还只是呆在屋子透过门缝看两眼。
中国人民显然不满足只通过各种版本的《参考消息》来看世界。
第二年，有两份专业国际报纸诞生，一个是南方报业的《21世纪环球报道》，一个是新华社的《国际先驱导报》。前一份报纸，有安替在内的一大堆昔日同事，我好奇他们如何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雄心勃勃，他们彷徨无计——无论透过玻璃还是门缝，呆在屋子里算不上真正看世界，但走出国门的开销在当时又大得难以想象。于是乎，有了一种在国内采访外国人或熟悉国外的中国人的国际报道模式。这种试图用自己的眼睛，而非转述国外报道，同时又不打算走出国门的看世界，终于难以为继，它很快随着这张报纸退出历史舞台。
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中国人终于历史性地派出记者，用自己的眼睛记录这场战争。安替有幸成为那两三个吃螃蟹的人。当然不能对第一次像真正的记者一样走出国门的他们寄予过高期望，搞得像阿姆斯特朗爬上登月火箭一样隆重的出行仪式，注定了此行意义大于实质。不管是“被临阵脱逃”，还是到了现场激动得只顾抒情却忘了采访，好歹，中国人能出现在现场了。
再然后，我居然“转进”到一家国际报道的专业报纸，好奇心被任务取代，建立我的世界观变成了建立读者的世界观。如果不是有幸领到为张哲这本书写序的任务，我可能根本不会留意，在这几年中，我做国际新闻报道的关注点，竟然经历了一个不小的变化：从中国视角的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到国外的社会形态，甚至偶尔出现个人的命运。
是的，我突然发现我身上那种中国特有的民间外交家的东西，并没有真的一下死去。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日本时，准备的一大堆问题当中，竟有很多属于国家领导人才会关心的问题，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有人准备的问题甚至远远超出了日本首相的职责——譬如日本年轻人该如何树立正确而健全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之类——这让我回想起来才不会太过羞愧。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一下，前所述种种做国际报道过程中关注点的不经意变化，依然是属于呆在屋子里看世界，按照行话讲，这些报道基本属于“攒”稿。说它是看世界，我会难为情。还好，今天我们居然能经常派出记者出国采访，但对记者来说，“去过”是远比“采访过”更稀罕更重要的经历。
不难想象，我们做的最有成就感的报道，都是极其粗线条的。这是其今天必须承载的功能使然。就好比欧洲人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一百年间，虽然有了一个世界地理轮廓，但那些陌生土地的内陆，往往画着大象、怪兽、食人族之类，得靠探险家先把那些奇怪的生物从地图上一点点抹去。——这话并不夸张，我还记得当年参观日本爱知世博会时，有同行很认真地向日方世博会负责人表示他的不解：众所周知，你们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为何这次世博会要冠名“爱·地球博”？
看经济数据，中国是个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国家，它对外贸的依存度甚至早就超过出口导向经济的日本。但从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着眼点，你或许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物质上，中国是个开放社会，在观念上，是个封闭的部落社会。在今天，即便全世界为何羡慕我们或中国惹谁了这样的话题，感兴趣者在逐渐变少，但你几乎很难看到国际报道不是有意无意被拿来与中国对比衬托的。
在中国，了解和认识世界，显然承担了以此认识自己的奇怪功能。
就我个人而言，日本媒体的世界观是最值得推崇的。这不是因为专业性上的高水准，而是相比欧美国家，它平和、细腻、含蓄、内敛，且不乏深沉的明显特征。除了自身文化因素之外，历史上日本复杂多重的身份——被欺凌的非西方国家、崛起的列强、失败的军国主义国家、重新崛起的和平国家，使之拥有能灵敏体察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世界观。
我偶尔会好奇，将来中国媒体会有怎样的世界观？你将翻开的这本书无疑传递的是乐观的信号。张哲这几年积累下的国际报道，无论是题材还是报道方式，令人惊讶地全部都像是在报道国内新闻，这种国际报道时纯粹而又干净的平常和从容，今天就已出现在中国，真的出乎我意料。甚至第一遍读他稿子时，我一时无法接受这种“随意”得令人有些愤怒的态度——他这一个人花掉的差旅费比我们杂志这些年来全部的出国采访费用都多。
呵，正常的世界观，可不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很久没有收到攻台方略、对美大战略再思考之类的读者来信和来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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