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市场自由的人常常被指责为无视穷人福利。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市场上都是无商不奸弱肉强食，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则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们把慈善、福利和市场的竞争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的逻辑总是无情地劫贫济富。
这是一个深刻的偏见。姑且不论慈善本身即可以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慈善家会在慈善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比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还有台湾的慈济，都因道德高尚地施弱助贫、同时无欺无诈于施主，绝不像咱们行政垄断的红会一样先饱自己，因此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施舍。
有时慈善和福利并不直接以慈善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市场的面目出现。比如孟加拉经济学家尤纳斯创立的乡村银行，他与这家银行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但这银行的贷款利率很高，是其他银行的两倍，几乎是“每一个铜板里都流着不道德的血液”！但人家却是最大的慈善，因为传统的商业银行不敢贷款给穷人，他敢给他们创业资本，用亲友的连带信用方式维系穷人信用。于是帮助穷人摆脱了穷困。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这是最大的慈善和福利。
市场往往比政府更道德更及时地救助穷人，市场越自由，福利和慈善越及时。比如天子脚下的北京，好好的城中村唐家岭住着许多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然后有学者做了调查，把他们称为“蚁族”，于是政府推倒城中村，大建保障房，结果是大学生们住不起了，被迫迁到更远的城中村或者郊区农村！
还有我们很多人叫好并认为天下为公象征的中央级行政垄断企业，掌握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经济资源，拿走了全国工资总额的55%到60%（消费不算），却只提供了8%的就业岗位。顶着世界最赚钱公司的头衔，利润只是象征性上缴，还拿着国家补贴，给 A股股东的分红回报却一百年拿不回成本。
再比如，自2006年1月1日起国务院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中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考虑通胀因素，实际减负将小得多）。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全国农村中小学每年可取消学杂费达150亿元，分摊到每名中、小学生身上，分别为180元和140元。
以上看起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福利，但由于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没有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政府成为唯一的垄断性征收主体，上述福利，比起农民因征地导致的损失，简直是九牛一毛！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2013年初表示，旧型的城镇化造成了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土地产权制度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吴敬琏说，“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 “为什么城中村发生了大问题？就是农民不愿意用征购价格卖给政府。”吴敬琏说，“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把城中村都能利用起来，土地是完全够的，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分割的产权制度，就造成农民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
粗粗一算，如果地方政府成建制征地是从1997年土地储备开始，平均每年农民损失高达2万亿元！每年1000亿元农业税和150亿元学杂费岂非毛毛雨哉？！
最近刚上任的新财政部长楼继伟首次任上的演讲很有意思。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诚惶诚恐”的演讲不改直率本色。
他说，财税体制一般来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特别关注发展成果的再分配，特别强调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来关注结果公平。这种途径压缩了市场的作用，可能就业不足，而且经济增长率可能比较低，这种模式不大可持续。
第二种，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于结果。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发展，享受发展的成果。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种办法，这种途径就业充分，人民的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是可持续的。
第三种，国家大力扩大开支，但提取的财政收入比较少，财政长期赤字，个人付出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从而国际收支赤字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天上没有掉馅饼，也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一种方式最后要靠通货膨胀来平衡，结果低收入人群和地区会更为困难，陷入恶性循环。
第一和第三是不归之路，遗憾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总是很有市场，原因多种多样。部分政府部门过分相信自身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反应极为迅速，不太相信市场自身的修复能力，马上出干预措施，我们看到往往适得其反，制造波动。在政策环境不友好，特别是机会很不均等的时候，想少付出、多享受福利人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舆论环境也会恶化。中国正在力争摆脱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争走第二条路。
第一种和第三种思路基本上是注重结果公平的民粹思路，它会导致社会创造力的自动关闭，大家都等着天上掉陷饼政府分配社会财富，谁会专心于创造财富呢？结果自然是共同贫穷。所以在任何时候，民粹政治都值得警惕，它永远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收入在平均线下的民众总是占多数。但是它永远会扼杀创造力和减损社会总财富，因为社会财富是创造而不是分配得来的！秋风在《重申民生主义》一文中认为，“儒家士大夫群体一方面通过低税率、私产保护政策等维护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借助社会自治组织，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与我们今天很多人要求放弃社会和市场，强化政府分配权力的主张，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