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至8日，海南万泉河畔的博鳌镇进入了它的专属时间，包括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内的10余位亚洲和其他地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8位国际组织负责人，约2000名来自各国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代表以及媒体出席了这场盛会。
刚刚访问完俄罗斯和非洲三国，参加完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演讲很切合本届年会“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的主题。他的演讲一方面表明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担当，另一方面言语温和中暗藏锋芒，无怪乎中外媒体各种解读 “谁在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和平与发展，是此届论坛中的国际话题。而与会的中国政、商、学界各路精英巨擎们借博鳌论坛之机好似又开了一场继三月两会之后的代表大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乏语惊四座者，倒真应了习总那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媒体此次的表现也比较开放大胆，如实客观，凤凰网、搜狐网等门户网站都对论坛做了详细的专栏。从去年八月至今，8个月左右的时间，从悄无声息的北戴河会议，到半遮半掩的十八大，到毁誉参半的两会，到大张旗鼓的博鳌论坛，如此密集的几次大会，可以说每一次都带有政经风向标的意味，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声势，每一次都反映着我国政治生态的微妙变化。
博鳌论坛上铿锵之声（摘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地球村是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博鳌亚洲论坛“对话赵启正”中表示：公共外交会遇到的障碍的因素在语言、生活习性和信仰。提到信仰时，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只是没归结为宗教信仰，而是文化信仰、政治信仰，这是多样性的。
经济学家、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户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在今天非常不合理，既不效率也不公平。
吴敬琏：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较之人的城市化高出了一倍以上，人的城市化又不彻底，什么意思？人已经在城里，但还是叫农民。
张维迎：体制之所以要改，就是因为每个人都难受。如果只是一部分人难受，另一部分人很幸福，改革就很难实现；但目前这种体制下，谁都生活得不舒服。就算是有些自认为舒服的人，实际也不舒服，比如政府官员没有安全感，也是一种不舒服。从这个意义上，这是目前呼吁体制改革的一个原因。我相信国有企业比重大量降低后，大量都是民营企业的话，大家都会好受一点。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指出，他连续做了9年民营私营企业调查，最近调查企业因环境保护被罚款情况，最后发现接近80%多都被罚过款，这就说明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企业宁愿被罚款也不愿意治理：第一，投入太多。第二，相关部门有好处，罚了款有利益。所以宁可被罚，也不治理。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实现“中国梦”的目标，靠的是民营企业，而不是各级政府。他认为能不能圆中国梦，2020年能否实现全面小康，要看民间资本能不能自由的流动和发展。
中远集团董事长魏家福：如果像个别股民骂的那样坏，我还能跟领导人参加金砖五国会议吗？”他指出，政府认可中远集团的可持续性，公司透明、公开，希望股民不要害怕、担心。“党中央、国务院了解中远，我就足够了。”
美国驻华大使、前商务部长骆家辉：如果中国人不需要每天存那么多钱就好了，现在每天都需要为社会保障，为未来存钱。”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现在的乱象，比如三月份成交量暴涨，房价的暴涨都是人为造成的。有可能是政策出台不够得当的原因，应该全面反思一下。不要让房地产市场的成交与价格忽上忽下，对行业伤害很大。”
潘石屹：如果让提建议让房价跌，我有办法：把全国房子都联网，任何人拿身份证、名字可以查出任何一个人房子的情况，这从技术不难，为什么这样多年还实施不了？你交给新浪、搜狐、腾讯，两个月就给你联起来了
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中国官员住房情况是国家机密】中国官员分的房子都不是房管局办的房产证，比如我们秦主任（指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分的房子就是国管局管的。没在房管局系统里，你联什么网？国管局不听你的，这是国家的机密，和你没什么关系。
杉杉集团董事长郑永刚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实际上还处于整个竞争不平等的环境下，这是核心问题。对此他建议，以后取消民营企业的叫法，取消行政审批。“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做不强、做不大，除了企业本身自己以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政策，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只要把这个问题逐渐改变，中国企业不但能做强，同时也能做大。”
张维迎：我们应该要调整国民心态，我们这个国家总有太多人希望别人为自己承担责任，也有太多人总是想为别人承担责任，这是错误的。一个健康社会就是每个人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投资错了，该跳楼就跳楼，不要找其他理由。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温州人也有跳楼，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张维迎：人大把税收的立法权授予国务院是一种失职行为。这就好比一个法官把判刑的权力授给自己的儿子，这能行吗？
如果政府不把国有部门的比例减到10%以下，中国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
中国财政部前部长项怀诚：中国地方债务多也多不到哪儿去，从2008年到现在一共就是4年左右的时间，发也不可能发得很多，所以中国政府的债务大体上就是7-8万亿，地方政府估计得高一点，本身就超过20万亿，这样一个债务率也不是特别高的债务率。个人觉得中国政府的债务还不是一个当务之急，不是说已经非常危险。
佛山市委书记李贻伟：我们民营企业在座同志们你们要加入政府，你们才更理解它的难处、感受。政府和很多企业一样，企业大了之后，也存在着机制越来越僵化、关系越来越复杂，真的保持简单是非常非常难。特别是一开始就在政府做的一些公务员们，很难了解企业家市场拼搏的竞争，不理解他的时间成本，不理解他的不可预见风险的压力，有的时候经常说今天星期五了，星期一再来吧，可是不知道我们企业这个订单交不上去就要罚很多钱，没有这个感受。所以需要我们企业界加入到政府来，当然如果加入到政府来，我们的位置就很难坐了，因为你们都是优秀人才。但是我们国家要慢慢将系统开放出来，这样整个队伍才能真真正正理解，你要发展经济，要理解经济，要发展城市，就要理解城市。
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在博鳌论坛上说，计划生育政策已成为阻碍中国民营企业传承的客观困难。他以他个人经历举例称，“我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6个，如果不生我，肯定没有远东，而我们这一代企业家通常只有一两个孩子。我鼓励我的两个儿子每人至少生三个孩子，应该让企业家的优秀基因传承下来。”
著名投资家、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创始人乔治·索罗斯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售卖不断上升的资产获利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房价应该维持在民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地方政府应该兴建福利性住房，这不仅不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还会使财政支出增加。地方政府因此将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但他认为不存在任何大规模的违约风险，中央政府可能会分担一部分地方政府负担，以规避风险。
2013博鳌亚洲论坛专题报道链接地址：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3boao/（凤凰网）
http://business.sohu.com/s2013/boao2013/（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