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官方的出版物还没有正面地告诉中国人。2008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墓碑》，副标题是“中国1958年-1962年大饥荒研究纪实”。到现在有10版，每一版都有一些改动。但是这个书不让进大陆，海关查到就没收。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
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600万
人口统计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总人口，算出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其根据是户口登记。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从1982年人口图，可以看出，21-23岁年龄段留下了缺口，就是1600多万人。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
二、《中国人口》的数据：2000万
80年代，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人口》，每个省一本分册，总共32分册。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是2000多万。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1619.92万人非正常死亡，少出生3150万，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按照各省统计的数据计算，非正常死亡是2098万，少出生3220万，人口总损失5318万。
三、外国学者的计算结果：最高2850万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人口总损失6048.75万人。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四、中国学者的计算结果
原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
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最低为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3245.8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向贝克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他还透露，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的研究结果：3546.6万人。
六、杨继绳的估算：3600万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相当于1976年７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1000多万，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4000-5000万，这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是在半年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人吃人事件上千起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据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封锁消息、禁止饥民向外求救
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饿，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要装成没有挨饥的样子。
饥饿中的干部特殊化
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占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现在留下的历史资料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各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
大饥荒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动乱
大饥荒年代出现过暴乱，但都是小规模的，部分地区出现过哄抢粮食。刑事案件增加，犯罪者都是因为饥饿。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
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相反，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控制。
（网易思想库沙龙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