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托克维尔被冷落了多年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在中国火了起来，一时洛阳纸贵，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曾对此书有过精彩的评论，他认为“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税务官何以成为“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其实说的是税务官有时成为导致革命最关键的因素。这是朱学勤先生一个归纳性的结论，他是通过对引发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俄国革命原因的分析后得出上述判断的。确实，这四个国家的革命，除俄国革命是间接地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混乱，导致财税危机外，英、美、法三国的革命，确实全因“税”而起，都是因为王权要加税，而且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税务部门坚决执行恶劣税法所引起，结果无疑都引发了革命，让社会付出了血的代价，摧毁了历代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进而终断了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
事实上，革命的机器一旦开动，即将伤害的是谁，伤害到什么程度，是谁也无法预言，不可阻挡的。比如，被誉为现代“化学之父”的法国化学家安托万•劳伦特•拉瓦锡，就因为曾经当过包税官而被激进派送上了断头台。尽管他曾申辩说：“我和政治毫无关系，当税官所获得的钱，我都用在了科学实验上。”但早已被革命之火烧昏了头的革命激进派，谁会听得进去他的申辩呢！拉瓦锡被砍头时，才刚刚51岁，成为科学史上的一大悲剧。正像法国科学家拉格朗日所感叹的：“一瞬间就砍下了拉瓦锡的头颅，可是一百年也产生不出像他那样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理性社会，总是尽量避免大规模流血革命的原因所在。
其实，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何税务部门及其税务官或将成为最危险的革命家？而且是比蒸汽机危险一千倍的革命家？
原因或在于，通过“税”——这种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供给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人们可以看清一个社会文明的位阶，认清一个社会统治者的真正面目，也看清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实际地位与价值、尊严与权利。其中，税务机关及其税务官便是直接的中介与载体，是征纳矛盾与冲突可能爆发的焦点。而且，在恶劣的税法，如果税务机关及其税务官不执行的话，其对国民和纳税人的伤害仅仅是抽象的，唯有税务机关及其税务官的执法，才可能使得伤害成为现实。而司法的公正与否，又在执法之后，因此，虽然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环节都可能引发征纳税人之间的冲突，但唯有执法环节冲突的可能性最大。
一般说来，当国民、纳税人在为生存发愁的时候，或可忍受在自由、尊严等权利方面的丧失。然而，一旦他们在生存方面的问题得以缓解，权利、尊严等层面的需求就会逐渐苏醒，便就渴望给予及时的满足。问题在于，恰恰在这个时候，正是近现代大规模革命爆发概率最大的时机。对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有精辟的论述，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而且，正如柏克所言，因为“人在权利上所受的伤害之深，与在钱袋上受到的伤害之大，是可以同样之甚的。”
其实，岂止“英、法、美、俄”四国的革命，都直接或间接地因“税”而起，其它国家的革命与动荡，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税”有关。而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民变扩散，哪一次又不是因“税”而起，陷入历史性的“周期循环”呢？！恰恰是因为暴政苛政下的“恶税”，一次又一次将民众逼上了揭竿而起的绝路。毋庸讳言，每一个王朝的初年，明智的统治者大多鉴于前朝的教训，尚能有限地体恤民生。但是，随着前朝教训的日渐远去，此后的统治者，基本上无不再次陷入前朝末代的循环怪圈之中，继续无度地与民争利，横征暴敛，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诗僧王梵志所言：“向前十道税，背后铁锤锤”，自然，这些无道的王朝，最终都难逃被民众推翻的命运。而更多的境况则是，正如王安石所言，“赋敛中原困，干戈四海愁”，让整个国家一次次陷入崩溃的边缘。但循环的结果，对百姓而言，不过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感叹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已。
悲哀的是，一代又一代的税吏、税官，不是为虎作伥，就是助纣为虐，总是甘于乐于“平庸之恶”，主动成为一个又一个末世王朝暴政恶政的牺牲品。事实上，这些税吏、税官，在把自己塑造成最危险的革命者的同时，也成了历朝历代暴政恶政的牺牲品。明万历年间太学生钦叔阳在《税官瑶》中，对此就有真实的记载：“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麦杀禾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或许，按通常的认识，这些税吏、税官何罪之有啊？！他们不过是王权的雇佣者而已。但在末世的魅影里，普泛的民众，最关心的只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伤害者是谁，在哪里！只是为了“安得岁丰输赋早，免教俗吏横催租”，过几天安稳日子而已。
从清末的民变来看，哪一次不是与“税”紧密相连呢？1909——1911年的广西群众抗捐抗税斗争，仅仅是清末因“税”而起的民变中非常普遍的一个案例。这次抗捐抗税斗争，很快发展成武装暴动的就有岑溪、怀远（今三江县）南丹、永淳（今并入横县）、镇边（今那坡县）、宣化（今昌宁县）等数起，参加的百姓成千上万，其影响不仅波及了周边数县，其中岑溪、永淳的抗捐斗争，还影响到了广东的罗定、郁南、信宜等县。究其根源，莫不是因为“杂税日增，民心不安。” 由此足见“税”与革命关系之紧密程度。
殷鉴不远，税务官究竟会不会成为实际上的，最危险的革命者，至少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需要警醒，更需要未雨绸缪。
（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