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涉诉信访一律改由政法机关处理 其他部门不再受理”从《南方都市报》上读到这条新闻，我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说好还是说歹。
据报道，今年，涉诉涉法信访工作将迎来重大变革：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将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穷尽法律程序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进入终结程序，各级各有关部门不再统计、交办、通报。此举意在从信访源头(即受理环节)避免信访推动诉讼程序的现象发生，以保证涉法涉诉信访完全在法治轨道内解决，改变目前上访者“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局面。
这个努力方向当然是正确的，就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正确一样毫无疑义。
说到“信访”，看字面已经名不副实，人们已不是用“信函”在“上访”，而且由肉身拿着陈情书、请愿书去“访问”上级机关。真正的“信访”是始于明太祖朱元璋设“通政司”衙门，它的前身叫“察言司”；职掌是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奏报四方臣民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如果不是对国家大事建言，那就是要告御状。一般情况下，老百姓有冤可到衙门击鼓鸣冤（是为“登闻鼓”），地方主官必须升堂判案，不存在立案难的问题，审判过程也相当地公开化——至少，央视的古装剧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而现在的“信访”，通常是不能立案，或对判决结果不接受，司法程序走不通了，才去找信访部门，当地解决不了才“越级上访”。相信“信访”有用，或者说寄希望于信访途经的人，那是因为还相信一句民间老话“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地方的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所以他们才不惜倾家荡产跑到北京上访。如果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对皇上的盲目崇拜，那现在的人不信地方官而信上级部门就更不靠谱了。因为在王朝时代，县一级的主要官员都是朝廷命官（是吏部相当于今天的中组部任命的），而且实行科举制之后，这些官员多是经过严格考试的；而现在的官员层级多，县级官员很多连“省管干部”的资格都没有，但他们都是上级选拔任命的。管理层级一多，自然就鱼龙混杂，但一级护一级更混乱，绝无“家天下”时代“江山社稷”的产权关系明确，利益关系也相对简单明晰。
如何改变目前上访者“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局面？当然不是让他们都不信，既不信法也不信访，既不信下，也不信上，那是最可怕的：那就只有一条路，官逼民反，暴民造反，也就是《尚书》上说的老百姓绝望了，诅咒朝廷灭亡，愿意与统治者一起完蛋（“时日曷丧，及汝偕亡”）。
如果我们不改变令人失望的司法现状，尽可能实现“让民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公平正义”，而不管当事者是否服气，只强调涉法涉诉的案件在司法程序终结，这样来减少信访的压力，那就是堵不是疏，是对危害社会稳定的地雷，不排除隐患而扫除标记而已。
关闭虚幻的信访之门前，不妨先问一下，人们为何“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他们大多数人难道真有精神病，愿意舍近求远，花自家钱去讨人嫌憎？
民间流传一个段子，说在某些地方，“你跟领导讲法治，他跟你讲政治；他跟你讲政治，他跟讲你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文化；你跟他讲文化，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治”（网上版本甚多，意思相近）。
这是文学性的恶搞，可以不理。而生活现实是，自认为有冤屈者，首先遇到立案难。不少地方给法院规定了，涉及拆迁征地不立案，涉及环境污染索赔的不立案，等等。最近，广东有个律师在微博上报料，说珠海司法局向律师打招呼，涉及受害幼女的案子不要接；当地司法部门回应说那只是“提醒”！
司法过程中，制度设计的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三家互相监督制衡，在实际生活中，变成了“刘关张三结义”。这也是浙江“两张”强奸杀人冤案之所以能发生的缘故。
案件审结了，也可能遇到拒不执行，俗称打“法律白条”。你去找司法部门维护法律尊严，他一烦就可能说你扰乱了他的“公共秩序”，驱赶你，甚至让保安殴打你，或者干脆把你关起来！
2013年5月23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两个案例，非常典型地显现了司法不公的程度。一篇是《为保一桩错案，要制造多少错误？——福清纪委爆炸案的“递罪”逻辑》；另一篇是《（辽宁）省高院撤销判决，但（锦州）市政法委指示“不杀、不放”：被“就地消化”十五年的杀人案》。对这样草菅人命，恣意践踏法律的司法机关，你让人们怎么“信法”，怎么就地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省高院的判决他都可以不理会，司法程序已终结，若不让“信访”，那就只有甘心冤死，或者伺机同归于尽去拼命。
写到这里我就想起，河南省焦作市的女工、曾任数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姚秀荣说的那句话，总要“给（那些有冤屈的）老百姓一个哭的地方”吧？想起那个袭杀无辜民警的北京青年杨佳说的，“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们一个说法！”
报道说，著名导演贾樟柯即将在国内上映的新片《天注定》，有一串暴力故事，其中一个取自杀人者胡文海的案例。2002年我发表过一篇《生不逢时胡文海》，现在网上仍然可搜到。10多年过去了，我拷贝一段在这里做本文结尾吧：
这些天我常想起胡文海，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的村民，已于2002年初被处决的那个杀人犯。关于他的行状载于《南风窗》杂志第208期。
他于2001年10月26日晚上，一连杀了村支书等数家14口。可是这个人大开杀戒之前家门上还挂着“社会治安模范户”的牌牌；他家每年有4—5万元的收入，在农村属小康。他何以堕入魔道如此穷凶极恶？在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时，他捧着自辩书朗读，仿佛劳模在作报告。他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足了我们冷眼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他的话竟赢得旁听席上的热烈掌声。
……指望滥用权势“压倒一切”，包括压倒遭遇不公对待者的怨愤与反抗，则随时可能出现胡文海式同归于尽的反弹，没有谁是赢家。可惜那些恃力者游釜巢幕而不知改弦易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