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应信孚教育集团的邀请，著名作家薛忆沩先生做客“信孚高端访谈”，与信力建董事长就语言与文学等展开了对话，薛忆沩先生还愉快地从信力建董事长手中接过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的聘书。
【薛忆沩其人】
薛忆沩，1981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85年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2年起移居北美。1988年《作家》杂志刊出中篇小说《睡星》。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在中国文学圈，他是一个被传说的名字，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有批评家认为他的一些短篇小说达到了“博尔赫斯的高度”，并觉得文学界对薛忆沩作品的冷漠是一种羞耻。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0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入选花城出版社林贤治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2012年，长篇小说《遗弃》、书评集《文学的祖国》、微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散文集《与马可·波罗同行》和《一个年代的副本》等7本书，由上海文艺、上海三联、华东师大出版社陆续出版，被出版界称为“薛忆沩年”。
【信孚高端对话：信力建VS薛忆沩】
信力建：中国人很少出国去学语言的，龙应台是英美文学博士，你是硕士，那是很难得的。中国有几亿人在学英语，但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懂英语。
薛忆沩：你这话说得没错。所以，我很反感中国这种英文教育。从小就开始学英语是件很愚蠢的事情，因为会影响了汉语。所以现在的学生汉语学不好，英语也学不好。
信力建：汉语和英语是两套思维逻辑，两套哲学，两套神学。
薛忆沩：是的。应该把一套语言先学好，成熟了再学另外一套语言。
信力建：但是为什么当时在教会里学习的、留洋幼童最后都能学贯中西，而现在的学生做不到？
薛忆沩：这应该是个别存在的，在西方一些国家像比利时，有英法语言区，双语的完美结合，但例子非常少。中国是每个人都想当天才，结果是大家都很平庸。西方的教育不是培养天才的，是培养中等人才。
信力建：有项研究称中国人学英语，脑部没有形成英语的语言区。
薛忆沩：现在的孩子都能给外国人指路，但他们的水平也就到这里了。我的朋友（乔姆斯基的一个学生、广外的教师）曾经就说“外语系的学生都会说话，但都不会谈话”，意思就是都会讲英语但都没有思想，你只要稍微谈一点美国的政治社会看法，就都不会说了。而美国文学，也就读过点《老人与海》、《简爱》之类的。相比起中国的一些作家，与国际上的大作家的差别那是相当远，比如美国的黑人作家莫里森，他的语言充满激情，英语的变化、写法非常多样，非常高超。每个作家都是相信语言的，当时莫言得奖，我还开玩笑说：莫言说写小说就是讲故事，我不认同。我一朋友对此也发言说“小说大于故事”，因为小说里面是有语言的，语言怎么讲法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翻译的问题也太多了。有些语言是无法转换的，比如说《悲惨世界》，法文里是Les Misérables，有‘s’的，准确的翻译是“悲惨的人们”，是指很多人。但在中国的翻译里就成了“世界”，因为人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人构成的，这还是比较聪明的译法。但是，“人们”译成“世界”就成了单数，其实打开《悲惨世界》这本书里，每个人的遭遇都值得同情，这在概念上就说不通。最大的问题还是香港的译法，叫《孤星泪》，这个翻译就是百分百的错误。“孤”和“众”是完全不一样的，“孤星”是指谁？有人说是那个小女孩，那完全错了，她并不是主角，只是个陪衬，主要是写那个警官的。所以说这样译完全违背了作者的意愿。
信力建：那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语言是很难翻译的？两套语言很难互相翻译？
薛忆沩：某些东西是的，比如诗歌。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过“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但我认为，人类有对异国思想、文化的好奇和需求，所以翻译也确实应该存在。而莫言则是在翻译中得到，因为在转换为国外语言时，莫言的许多作品做出翻译上的处理。
信力建：对此我有共鸣。我见过一本由美国学者安乐哲将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大概20万字的《道不远人》，再转翻为中文，就与《道德经》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了，体现的是两套哲学理念。还比如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翻译得很晦涩难懂，即便我是中文系出身，都很难不通过解释而全盘理解字面上的意思。所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非常有意义了，大家都可以去直接读《圣经》，不需要通过神父解释，各自去理解心中的上帝。
薛忆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不仅是中文的水平在整体下降，英文水平也在总体下降。因为英文对外来语很宽容，他们觉得外来语言很有趣。所以英语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因为它大量地吸收外来语言，为己所用。但这也比中国的好很多，中文水平下降的速度很快。
信力建：近期我也观察到，在所有的资讯当中，英语的资讯占据了95%以上，而中文估计只占1%。你怎么看？
薛忆沩：我同意你这个观点，可能1%都不到。十多年前，有人与我争论爱国的问题。我说你这么爱国，但你的生活已经跟中文这个世界离得很远了。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筷子，筷子从竹子上砍下来就进工厂，就全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了。
信力建：这么说，是否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已经是很边缘化了？
薛忆沩：可以这么说。中国到底对世界影响有多大？我觉得西方的堕落也跟中国有关系的，因为强大和腐化跟革命一样都是可以输出的，现在加拿大也很多这样的。
信力建：形而下的中国人都理解，形而上的都不理解。中国人出去，把全世界的道德水平都拖累了。
薛忆沩：有人就说：人类的物种已经过了最辉煌的时候了，现在都是在走下坡路。
信力建：是的，像以前贵族很多，但现在都是平民化。比如奥巴马就是典型，到处草根化，贵族气质已经丢失了，欧美人口目前就在急速下降。
薛忆沩：对呀。从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现象了，以前很多名字就是约翰史密斯啊，现在很少看见了。比如美国有个词语是“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意为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现在这个古老传统的姓名已经很少很少了。这也是世界大融合的结果，但物质生活太发达了，路子跑得太快，资讯太多，思想就没落了。变成“大家都有观点，但都没思想”。都去表达喜欢和不喜欢，但推理、逻辑等都没有，很有意思的变化。现在太多人追逐利益，为了挣钱而不是为了事业。
信力建：以前从事律师、医生之类的都是必须宣誓的，像一种宗教仪式，保证以委托人、病人利益为重。
薛忆沩：对，所以西方的那种面谈是非常严格的，比如他问“你为什么当医生”，如果回答“工作稳定，收入不错”之类，那绝对是没戏的。虽然是比较虚伪，也确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你全是假话，他们是听得出来的。
信力建：这个角度很好，教师也是，你自己都没有灵魂，怎么去塑造另一个灵魂呢？这也是跟文革时代，把人的灵魂都除掉了有关。
薛忆沩：所以毛泽东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可以说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把人的心灵改变的。而且还改变了两次，第一次是把人都改造成白求恩式的人，包括我父母那一代人，都很“红”很“克己”，但这个“克己”肯定是违背了人性。后来第二次有外部的刺激，比如邓小平改革开放，人又突然解除了束缚。
信力建：毛泽东是把人改造成“清教徒”、“苦行僧”，而邓小平又把人性释放出来，让中国人无所适从。
薛忆沩：是的。
信力建：现在美国人对黑人很包容，那他们对黄人或其他人种是怎么看的？
薛忆沩：黄种人其实对政治的参与度并不强，在世界政治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比如说在争夺拉美裔或华裔上，他们会花更多的本钱在拉美人身上，将来的趋势也会这样，未来美国的第一语言很可能是西班牙语，也就是拉美语系。现在在美国南部，你如果只能选择一种必须懂的语言，那就是西班牙语而非英语。就在麦凯恩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有一个关于语言的辩论题：英语是不是美国的第一语言？没有任何人，包括奥巴马也不敢说“应该是的”，只有希拉里说“我觉得英语还是应该成为官方语言”，很含糊的一个回答。
【薛忆沩精彩语录】
我的结构很严密，第一章出现的一个杯子，到最后一章还在出现，所以《收获》的一个编辑说，我的东西也不需要改，也不能改。我连错别字都没有，标点符号也很标准。我写专栏，常常定了稿之后还要改很多字。
数学教给我节制和逻辑，我相信这是文学的根基。写作是对语言的苛求，进而也就是对写作者自己的苛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我的一生将是这苛求的祭品”。数学还告诉我”捷径”的奥秘。我相信在一道数学难题的所有解法中，一定存在着一种最好的解法：它最简洁、最漂亮、最令人意想不到。科学的目的就是寻找问题和解决之间的这种捷径。同样，在文字的组合中，也一定存在着对生活最准确的捕捉和对语言最到位的操纵。
我经常说“文不如其人”，现实中我是个随和幽默的人，而且很会妥协。但作品中不是那样，因为我内心没有妥协。写作需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当受到阻挠的时候，就会觉得文学这条路很难、生活很荒诞。作家必须清楚，你的命运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尤其当你被看作文学的异类——尽管那不是我的选择。
【讲座预告】
6月14日19:30，广州学而优书店（新港店）：薛忆沩VS信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