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教授认为城市化不是靠政府规划，而是由市场聚集效应自然形成的。我想用更形象的语言来表述同一个意思：农民用脚走出来的城市化。
去年有关部门提出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据说打算为此投入四十万亿元建设资金。如果该道路的效益为正，那么无需政府投入，反而有赚。如果该道路效益为负，得像修高铁一样要靠印钞票来推动，那么有关领导是否充分估计到后果的严重性？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积极意义在于对胡温 “新农村建设”和江朱“西部大开发”的纠偏，总算用了“城”字。它的消极意义在用“镇”取代“市”，仍然不敢亮出“城市化”的旗帜。城市化是市场导向的，政府为了显示比市场更高明，总是试图反城市化。50年代搞城乡户籍制，60年代搞上山下乡，90年代搞“西部大开发”，00年代搞“新农村建设”，其基本导向都是反城市化、反市场化。从“新型”和“城镇”两个词来看，新班子很可能新瓶装旧酒，但愿我的估计错了。
建国六十多年，政府管理农村从来没有正确过，唯一正确的就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对农民放任不管，农民自行其是。所谓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城市化红利，都是农民自行其是的红利。几乎与耕地承包的同时，公社尚未完全解体，释放出来的农民就开始组建乡镇企业，但乡镇企业红火不过十年，就在随后崛起的的私营企业面前一败涂地，后者不仅产权明晰，而且聚集程度高，要么在城郊，要么在大型专业镇。乡镇企业失败，不是农民的失败。私营企业的主体仍然是农民，私企打败乡镇企业，是相对更自由的农民打败相对不那么自由的农民。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农民离开乡镇，走向沿海和城市，并非单一迎合产业集聚效应，另有一重要动机——稀释官民比。百万人口以下的城镇，基本上整座城市所有产业都是服务于官府，没有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企业难以产出效益。官方话语形容民国商业繁荣的大城市为“消费型城市”，借用该造词法，现实中的小城市是“消耗型城镇”，皆因官民比太高。官民比太高，政府开支要么向上伸手，要么向下压榨。向上伸手，导致官场伦理堕落，加速腐败。向下压榨，导致生产力衰败，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农民的进城，必然是舍近求远，舍城镇，奔城市。
无论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还是新型城镇化，都是试图从上到下，以政府财力遏制农民舍近求远的趋势。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很好，好就好在无功而返，最良好的愿望是新型城镇化也继续无功而返。无功而返，说明败家的程度有限，还有城市化红利可言。如果它们成功了，说明农民自发的城市化运动失败了，等待中华民族的是一场深重灾难，如同文革时期那样。
不过与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时期相比，当前城市化率已经相当高，真实城市化水平与日本和意大利平齐，或略有超过。中国的行政效率较低，不能跟日本和意大利两国相比，最多只有拉美国家的水平，拉美国家城市化率在世界上算比较高的，和中国一样，拉美人也是被迫通过人口聚集来稀释腐败。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不发生变动，城市化率会如拉美一样超过70%。即便如此，可预期的城市化红利也所剩无几。城市化潜力有限，新型城镇化压力当前，也许城市化红利真的一去不复返，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