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转型时代：文选1993-1996》,钟沛璋顾问、傅国涌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初版】
重新开启一个时代
傅国涌
1923年10月9日，胡适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写信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如果说，《读书》杂志可以代表上世纪80年代，那么从1993年到2001年，在中文互联网全面勃兴之前，两个世纪之交的不足十年间，大致上也有三个思想文化杂志可以代表这个时代，一是《东方》，一是《方法》，一是《书屋》，距离今天不过十年。
一
《东方》双月刊酝酿于1992年，创刊于1993年10月，到1996年12月，一共出版了19期，与历史上著名的《东方杂志》相比，《东方》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但是，它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特定时空开启了一条思想文化期刊的新路，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发表了全国数百位学者、作家七百多篇关怀中国命运、富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吸引了大量有精神追求的读者，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沉闷的空气，称《东方》重新开启了一个时代并不过分。当68岁的钟沛璋先生受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委托筹办这本民间刊物时，一无资金，二无人员，可以说是从零起步的。这位少年时代就参加地下党，大半生在新闻界工作，曾创办过第一家《青年报》，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成为右派，80年代在中宣部新闻局长任上为新闻立法奔走努力过的老报人不负所托，与李大同、朱正琳、梁晓燕、齐大任等人一起，终于把《东方》办成了“知识界参与当代中国变革的一个重要媒介”。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说：“知识分子需要有自己的园地，《东方》杂志希望成为这样的园地，反映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意愿，与之息息相通。”本来原稿中还有一句话：“《东方》杂志是一本民间刊物，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某个学派”，不过发表之前勾掉了。
《东方》的出现有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12月31日曾刊出一篇《学刊，浮出水面》的报道，《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原学》、《原道》、《学人》、《现代与传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今日先锋》、《战略与管理》等学刊纷纷以“民间刊物”相标榜，以刊物、系列丛书等形式出版，这一现象被称为“94学刊现象”。但《东方》与这些学刊有所不同，它虽然也从文化角度切入，却更加关注现实，贴近社会，所以，一创刊就有先声夺人之势，“其新锐性与全球性的触角，在中国现在多软性杂志的格局中尤显硬朗。”在回答《东方》与《读书》到底有什么主要区别时？钟沛璋当时的回答是：“《东方》涉及面更宽一点儿，离现实更近一点儿。”用朱正琳的说法，“即不停留于一般性的理论论说，而是直接深入到生活中发生的具体而又实际的问题中作细致的分析”。1995年7月，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时，两位副总编朱正琳、梁晓燕说，《东方》主要关注社会、文化的转型，“兼收并蓄地汇集各种批评性和建设性言论”，对作者的要求是“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经典或概念出发”，“以见识见长而不是以知识见长”。
可以说，《东方》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时代的真问题，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与公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角色转换和定位问题，农民的困境与出路，民工潮，民间社会的复苏……这些问题都在《东方》都有持续、深入的探讨。《东方》1994年第四期的《编者的话》说得很清楚：“《东方》关注历史，关注正在发生剧变的现实。全方位地观察、记录、分析、评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但却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而是以参与者的姿态。”这种参与，并不是普通的参与，而是以一个思想文化期刊独特的方式，那就是拿出知识分子经过思考、研究的独立见解，拿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方案，提出富有启发的思路。今天，人们仍然不会忘记秦晖那论证缜密、表述沉稳而且虎虎有生气的五论“公正至上”，不会忘记孙立平、何清涟等人对正在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论证，不会忘记李慎之对全球价值和全球化时代的论述，不会忘记杨东平、刘东、陈平原、何光沪、梁治平、何怀宏等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就各自关心的社会问题所作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当然也不会忘记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这样富有说服力的概括……《东方》有自己的定位，那就是自觉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直面眼下的转型时代，并逐渐形成清晰的表述，为读者搭建起一个“书斋与社会、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平台，
二
“我辈书生，将其作为沟通并介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借以走出书斋。”这是北大教授陈平原说的话（《东方》1996年第6期贺词）。正是要沟通书斋与社会，才有了这个完全义务的“学术咨询委员会”，由刘东、陈来、梁治平、葛兆光、陈平原、雷颐等学术上各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组成。钟沛璋先生告诉我，学术咨询委员会是刘东推荐设立的，“对联系学术界起了较大的作用，前后开过五六次会，都在刘东家里，会后一起吃顿饭，是义务性质，刊物上未列名。”刘东回忆，《东方》本来要将他们列名，因为他们“坚持不愿将自己的名字与《东方》杂志的那些资深顾问们列在一起，所以外间多不知晓——其实从《东方》杂志尚未面世的时日起，它的主要学术咨询工作就是由几位年纪轻轻的学子承担的。”
他们同时也是《东方》的重要作者，创刊号上，他们每人都写了一篇文章，以后《东方》也常有他们的文章。直到《东方》1995年第一期的“编后记”，才首次公开这个“学术咨询委员会”和他们的名字：“正是这几位中青年学者，不仅倾其全力为创刊号助产催生，而且至今不曾间断地与编辑部多方合作。他们之于《东方》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学术咨询’的范围。”
他们确实在《东方》幕后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支持，每次开例会，他们都会对每篇文章毫不留情地说长论短，最初刘东曾担心编者会受不了，事实却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合作关系。第一年，每次例会上，他们在具体细节上对刊物的意见几乎都是否定性的。但一年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从总体上看，这本刊物值得肯定和赞许了。陈来的一句话代表了他们共同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东方》杂志总算成气候了！”
《东方》的作者中涵盖大批有活力、有影响的学者、作家。秦晖就是因为在《东方》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而在思想界异军突起，赢得读者的广泛关注。在《东方》之前，他已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过类似兼有学理和社会关怀的文字，但真正在内地破土而出还是《东方》，创刊号上就有他的文章，有时候，同一期上就有他的两篇文章。从1994年第6期开始，他以“卞悟”的笔名陆续发表的五篇论“公正至上”尤其激动人心。据朱正琳回忆，那时，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知识界对于本土值得关注的问题关注不够，认为要突破80年代的文化讨论模式，不要一开口就是东西文化这样大而化之的口吻，“现实生活远远比我们既有的理论假设丰富得多”，因此提出“问题”要本土化。
初在《东方》发表文章时，他还在陕西师大，后来才调到清华大学。钟沛璋说，秦晖是梁晓燕发现和引进的。朱正琳记得，秦晖动手写第一篇《公正至上论》之前，“我们曾召开过一个组稿会（其实主要是务虚）。与会者除了秦晖、金雁夫妇以外，我能准确记得的还有徐友渔先生和陈小雅女士。当时秦晖提出了公正的主题，大家都表示赞同。……秦晖、金雁、徐友渔是我和梁晓燕的朋友，也是《东方》最坚定的支持者。”
当时辞职在家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从《东方》1994年第三期起开始露面，在“社会伦理漫谈”系列陆续续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论战与道德》、《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跳出手掌心》、《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知识分子的不幸》、《沉默的大多数》等文，以后收入《沉默的大多数》一书。他的杂文别开新路，强调有趣，以开放的思维，特有魅力的智性语言，抓住了许多读者的心，成为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字。
年愈古稀的李慎之从1994年第三期起，先后发表《辨异同 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等长文。这位后来被誉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知识分子，他绚烂的晚年文章可以说是从《东方》开始的。
自创刊以来，《东方》就经常有重要文章发表，引起争议或共鸣。1994年第5、第六期，80年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李泽厚在和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中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其中特别是“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这就是他的“告别革命论”雏形。随后，《东方》1995年第三期发表陈小雅的商榷文章《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认为这个责任首先要由拒绝改革的清王朝来承担，革命党的责任只是“建设不足”，他们的错误不在于“搞掉”了清政府，而“在急于一口吞下一个难于消化的‘果实’。”同期，《东方》在“回应《东方》”栏还发表了一篇与李泽厚观点不同的北京读者闻冰来文《对革命要作具体分析》。
1995年第五期发表陕西师大教授尤西林与一位研究生的通信《人文超越与现实生存》，就物质与精神、形而上与形而下、现实生存与人文超越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看法。当年11月6日丁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这本杂志借我了”》一文，专门提及此文，说一位硕士刚毕业的朋友认为国内的杂志根本没法看，要学术没学术，要思想没思想。他就推荐了手头的这期《东方》，并翻到这篇通信。对方还没看完就拍案而起：“这本杂志借我了”。丁东的文章接着对这组通讯涉及的问题做了介绍，认为切实而耐人寻味，值得引起青年学生的关注。最后他感慨地说，“目前的思想资源，与其说是过剩，不如说是匮乏”，像《东方》这样富于思想性，能传达中国知识界当代思考的刊物实在太少了。
另外，包括关于王蒙的争论、知识分子的痞子化问题等，也都曾引发讨论和争议。
1996年第2期的“顾准与《顾准文集》”专题发表李锐、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人的文章。李锐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一经刊出，就引起了争议，《东方》第4期发表了署名“北京庐知”的《〈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质疑》，就李锐的论点提出5点质疑。李锐在10月1日写了一篇反驳《关于〈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的答辩》，对“庐知”的质疑逐条作出回应。接着，又有北大读者杨子立给编辑部来信，对“芦知”的质疑提出质疑。不过，《东方》没来得及发表。
三
《东方》的读者群超出了知识界和文化界，原本编辑部设想的读者群是有社会关怀和文化关怀的知识界、文化界人士，包括部分大学生，后来修正为“有社会文化关怀并有一定知识素养的各界人士”，其中还有中学生。1996年12月9日，河北邯郸市一位叫王磊的高中生“家遇洪水，秋季颗粒不收”，仍订阅《东方》，为了买《东方》的合订本而去多次到银行贷款不果，他给编辑部写信，称许《东方》“关注并思考中国的现实与命运，体现人文关怀之精神”。
《东方》一直重视读者来信，从1994年第一期起就有“编读往来”栏，发表部分读者来信，既有许纪霖、李慎之等许多学者的来信，更多的还是普通读者。自1995年第三期起来栏目改名为“回应《东方》”，有些争议性的来文也安排在这里。对读者来信的重视，也许与钟沛璋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办青年报出身有关。
当然，多数来信都没有机会发表。自创刊以来，《东方》就读者来信不断，读者来自各个不同职业，遍及全国各地，有大学老师，有报纸编辑，有电视台工作人员，也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农民，天南海北，内蒙古、成都、深圳、湖南农村……深圳大学的张文华一年中带7个人走进了《东方》，1996年6月15日，在他主持的小型聊天沙龙中，主题就是聊聊《读书》和《东方》，参加的10人有留英的文学博士，有书店经理，有外语教授，有记者，还有大学生愿意为推广《东方》而尽力，其中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电气系的学生、厦门大学的学生。
成都一位读者来信说，《东方》敢于直面社会、正视人生，订阅一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东方》三周年时，有深圳读者发来贺电。“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追思”专题未能刊出，1996年6月28日成都读者谢顺田来信提出疑问，看了封面和编者的话，知道专题是追思“文革”三十周年，翻开来却变成了“环境”，“翻遍全书也枉费心机”，他甚至痛心疾首地责备编辑是不是欺蒙读者？
7月8日，湖南衡阳泉溪村的一个66岁的读者伍学富，在读了《东方》第三期的“重要启事”后，写了一篇文章《封面标题和〈M站〉》寄给编辑部，讲述了自己少年时的遭遇，买了一本叫《M站》的书，但买到了书，他最想看的那篇文章《M站》标题下却有一个括号，注曰：“奉命免刊”，因此大失所望。“重要启事”说的“因故变动内文”和“奉命免刊”有何不同。
1996年12月30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的读者肖建修来信并汇款邮购1997年全年的《东方》。他在信中说自己对《东方》情有独钟，建议《东方》加强宣传，“像我所在的学校原是一所普通院校，知道《东方》的人不是很多，我订阅后，经我的推荐陆续有人订阅了，但图书馆我还没有能说服他们，若摆上大学的阅览室贵杂志的影响就更大了。同时在宜昌的邮局也没有见到过贵杂志的身影和宣传单，九五年末我记得贵社给我寄来了一张海报，我贴到了一合适位置。效果如何，我无从统计”。在《东方》消失之后，这些带着读者体温和生命呼吸的来信尤其显得珍贵。
在离开《东方》多年之后，朱正琳曾说，《东方》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刊物，碰巧拥有一批读者[而且越来越多]，是一种历史的机缘。我觉得并不是碰巧，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东方》之所以能聚集那么多优秀的作者，抓住那么多读者的心，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不是偶然，不是碰巧，而是必然。在特定的历史段落，这本有着民间刊物的自觉，追求独立性，力图介入现实，将知识分子的声音传达给社会的杂志，事实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公共论坛角色，人们在这本小小的杂志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梦想，太多的希望。而那个时候表达的渠道也是非常稀缺，这就难怪一本有品质、有理想的刊物一面世，很快就会在林林总总的读物中凸现出来，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方法》、《书屋》身上我们也可看到。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自由发表见解，以贡献自己的才智，为本民族的进步，为人类的文明增光。但是道路都如此艰难。一次次成功，又一次次挫败。钟沛璋晚年举起的《东方》，只是历史接力棒中的短短一程。神圣的追求不止，接力棒闪耀的光芒将不不熄灭。1997年，他已过了古稀之年。3月27日，《东方》在短期内已无望复刊，全体编辑人员黯然离开，梁晓燕、齐大任与他道别的信中动情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您的带领下，为《东方》而工作的一千个日日夜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