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碼頭工運當中的一場唸詩活動引發了網絡常見的罵戰，作為文學生，我自然理解搞手們對文學的重視，但是我依然要指出一些基礎的意識形態分析。而無論我以下說甚麼，我相信大家都足夠成熟的會明白我並不企圖對任何人身攻擊：它純粹是理論邏輯。當然，這裡的賭注自然是英式小說裡邊法庭場景中最普遍的律師戲法：「這當然與本案無關，陪審團不用理會」。
我們在這裡—如很多社會運動一樣—很明顯地有一個短暫性的、所謂自發組織或解放的時刻，自然地，很多主張不同綱領的派別—女權主義、某種甚麼文化、文學、音樂…等等，還有，當然包括我個人主張在內的階級鬥爭，或我會更具體說的工團主義—會紛紛希望冒出來，甚至可能博取到主流傳媒的一兩篇報導。這一切都是十分自然正常的舉動，而我並不因此抵罪任何人。有些人會指責這樣運動失去了目標或核心，但他們犬儒地沒有承認的卻是，過往那麼多有清析單一綱領的運動都可以在一夜之間徹底消失；我的說法自然是，兩者都不是重點，以下我會提出簡單的意識形態分析。
首先，正如我會很強烈的指出，在任何社會運動中我們都不應太沉醉在這一種短暫性解放的浪漫氣氛。如果你允許我一點極強否定性的個性，我個人來說難以享受一群人在唱甚麼國際歌的時刻—正如蘭波在《洪水以後》中寫到，勇者是建造者—但是當然我不反對人家做我討厭的事。我提出的僅是簡單的一點，我認為我們永遠要問的是：在運動完結以後，在實質的意識形態場景之中，有沒有甚麼改變了?
當然，最直接的答案可能就是：「我們在爭取工人加薪，難道這還用問?」但你知道這不是我接受的答案，因為如果我們的視野只是在某一班工人的物質待遇之中，實際上整個社會其實也不一定要感到興趣，這只是個別的勞資關係問題。但我們都知道這不是單純個別的勞資問題，或勞資問題只是表徵，市民的持續支持證明了這一點。
讓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說明我想說的，在過去很多的運動中，其實我們都不乏一個短暫性出現的意識形態裂縫：數十萬人走上街，表達對政治的訴求。但是，正如你了解我的個性，我總是只會在乎「明天之後的改變」，而我或許要批判的告訴你們，在過往很多日子的運動以後，香港人都只是回歸到以往的崗位、沒有事情改變…
這裡我們要理解的是當下所謂「可能性」—自發性的詩會、工人組織大會…等等—都只是(如我以上所說)是短暫性的。換句話說，我們未能將當下的意識形態缺口成功地嵌入制度的日常運作之中就是每次運動以後，意識形態的缺口都很快自我縫合的原因。從最基礎的馬克思理論來說，那就是說，我們要在制度的生產關係運作之中建立一個工人的政治(再)呈現，或工人的表現：而在這裡我承認我看到的只有工團主義一條路，但基本上我是對所有乎合邏輯的方案都開放，更何況，我完全沒有參與過這次工運，所以一切只是隔空猜測。
在這裡我們不難聯繫到在歐陸哲學主導的兩個「事件觀」：德勒茲式不斷集中小數位置的解放的政治和巴迪歐式關乎到整個符號界運作的創新的事件。我個人—很明顯地—是巴迪歐的支持者。因此，我認為我們要理解的不單是在某個短暫性時刻我們可以做到的不同的「可能性」…相反，我們要歇斯底里地質問—或，用《主體理論》中的說法，我們要「主體化」當下的狀態—自己，明白到支持這些所謂不同可能性的只是制度自身一個短暫性的調節。而因此，我們要透過一個「改變可能性的可能性」的操作來將這個短暫意識形態缺口嵌入於制度自身的生產關係運作以內。只有這樣，唸詩會才不是短暫性的聚散、與實質精神運作沒有掛鉤，而是有效的成為一道具改變能力的意識形態裂縫。
黃杰@齊澤克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