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我们从发动伊战中吸取教训了吗？
2013年03月28日
10年前，美国入侵了伊拉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政治阶层决定向伊拉克政府宣战，以对一次恐怖袭击作出回应，而不论伊拉克政府多么邪恶，它与那次恐怖袭击并没有任何关系。
有人曾警告称，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战争的理由不令人信服，或许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种冒险之举远不会像承诺的那样轻易得胜，而极有可能会以代价高昂的悲剧告终。当然，这些警告都是正确的。
结果证明，那里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回顾过去就会发现，布什政府明显故意误导了美国，使美国卷入战争。而这场战争造成数千名美国人和数以万计的伊拉克人死亡，战争的经济成本也比战争支持者预计的高很多。战争使美国变得更脆弱而非更强大，而且最后还创造了一个与伊朗而非美国关系更密切的伊拉克政府。
我们的政治精英和媒体从中获得了什么教训吗？看起来明显没有。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在战争的筹备阶段，人们错误地认为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直到现在，判断错误的人士都在以“所有人”都认为战争理由十分充分为由推脱责任。当然，他们承认当时有反战人士，但认为这些人并非主流。
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得不出结论的循环论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时想要持有主流意见，就必须支持战争。每个持不同意见的人，不管他们多么有资格，事实上都被贴上了不予考虑的标签。这在政界是不争的事实，在大部分媒体中也是如此。这些媒体实际上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最终加入了支持战争的一方。
CNN的霍华德•库尔茨(Howard Kurtz)当时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工作，他最近写文章对这个过程进行了解释，说明对战争表示怀疑的报道，不管论据多么充分，都会受阻或被打回来。“质疑战争论据或合理性的文章，”他写道，“经常会被深埋、缩短篇幅或遭到打压。”
与这种立场选择紧密相关的，是对当局夸张且不恰当的尊敬。当时，只有位高权重之人才被认为值得尊重。库尔茨告诉我们，例如，《华盛顿邮报》曾经枪毙了该报高级国防记者所写的一篇质疑伊战的文章，理由是这篇文章建立在退休军官和外部专家的观点上——“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些因为足够独立而能够质疑战争合理性的人。”
总的来说，这是针对群体思维危险性的实际教训，也表明了聆听质疑声音的重要性，以及区分报道和宣传的重要性。但正如我所说，人们似乎还是没有汲取教训。例如，想一想在过去三年中主导政治舞台的赤字狂热。
我不愿在这一类比上大做文章。糟糕的经济政策在道德上无法与以错误理由打响战争相比拟，而且尽管赤字谴责者的预测多次出错，但在这方面还没有出现像根本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决定性或令人震惊的错误情况。最棒的是，持异议者如今不再身处恐怖的氛围，也不再认为提出质疑可能会给个人生活和职业前景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而这种情况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一度盛行。（还记得针对狄克西女子合唱团[Dixie Chicks]的仇恨运动吗？）
但今天和过去一样，我们依然对共识抱有错觉，这种错觉是以这样一个过程为基础，即任何一个对更盛行的说法提出质疑的人将会立即被边缘化，不管他或她的论据有多强大。今天的媒体也和过去一样，似乎经常偏向某个立场。尤为惊人的是，漏洞百出的断言经常被报道为事实。例如，你有多少次看到新闻文章随意断定美国遭遇了“债务危机”，即使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论证没有这等事。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新闻和评论之间的界限在财政问题上比在战争问题上更模糊。正如《华盛顿邮报》的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在上月指出，似乎“新闻中立的原则并不适用于赤字问题”。
我们应该从伊拉克问题的教训中学到，你应该一直保持质疑态度，而且永远不该依赖所谓的权威。如果你听到“所有人”都支持一项政策，不管是选择开战还是财政紧缩，你应该质问是否“所有人”这个概念排除了那些表达异见的人。政策建议的优劣判断应当基于证据，而不是提出它的人；还记得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是怎样让我们确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
遗憾的是，正如我所言，我们似乎没有汲取这些教训。我们是否能在将来做到这一点呢？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3月17日。
翻译：陈柳、陶梦萦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延伸阅读：
伊拉克战争真的结束了吗？ [性别问题]略谈美国新闻的“自由” [china86]克鲁格曼：中国比日本可怕 [CXFM]克鲁格曼有负中国人厚望 [王龙]克鲁格曼说 [P098]邱林：克鲁格曼想与中国为敌吗 [铁骑银瓶]
